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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日益紧密融合的当下，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就业结构调整，成为了我们中国跨境行业从业者持续关注的焦点。过去，当我们谈及全球化对就业的影响，往往更多聚焦于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即“离岸外包”。然而，一个同样重要、却相对被忽视的现象，正深刻影响着许多国家中产阶级的就业稳定性，那就是——本土化外包。

这种趋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多年的演变。它指的是企业将内部的非核心业务，甚至是一些核心支持服务，转包给境内的第三方公司。这不仅改变了传统雇佣关系，也对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和职业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身处中国跨境浪潮中的我们而言，理解这些全球劳务模式的细微变化，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把握国际市场动态，规避潜在风险，并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以美国为例，阿尔弗雷多·莫莱纳的故事便是一个缩影。这位萨尔瓦多移民曾在美国洛杉矶靠维修银行自动取款机，过着标准的中产生活，尽管他只有高中学历。早在2000年，他的年收入就达到了约4.5万美元，足以支撑他在宽敞的公寓里抚养妻子和两个孩子，并定期去萨尔瓦多和夏威夷度假。那时，他不仅享有医疗保险，还有公司匹配的401(k)养老金计划，以及公司提供的手机和车辆。然而，好景不长，到2005年，这一切都因他的雇主美国银行将这项工作外包给迪堡公司——一家专门从事自动取款机服务的公司而瓦解。如今，莫莱纳开着卡车跑长途运输，年收入大约3万美元，这使得他处于美国家庭收入的后三分之一，并且他已无力承担医疗保险。“我负担不起，”他无奈地表示。

长期以来，全球化和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向中国等低成本国家转移，常被认为是导致普通美国工人薪资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的主要原因。然而，除了“离岸外包”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因素在悄然改变中产阶级的面貌：那就是“本土外包”。

从人力资源工作者、客服代表，到厨师、清洁工和保安，多年来许多职业都已被雇主外包。尽管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根据圣地亚哥洛马角拿撒勒大学经济学家林恩·里泽的粗略估计，基于临时工以及其他商业和专业服务工资单的增长情况，当前大约每六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是外包的，总数接近2000万个职位。美国劳工部的独立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中，一些受到本土外包影响的职业，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出现了显著下降。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变化，我们来看一组具体数据：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尽管名义工资有所增长，但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些外包岗位的实际购买力反而有所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期所有职业的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了1.3%，虽然增幅不大，但已显著高于受本土外包影响的群体。这表明，本土外包对特定职业群体的薪资水平产生了更为明显的负面效应。

密歇根州W.E. Upjohn就业研究所的资深经济学家苏珊·豪斯曼认为：“如果一家公司想要节省劳动力成本，外包只是一种重新设定工资和预期的途径。”与离岸外包将工作和工厂转移到海外不同，经济学家们对数十年来在美国境内将生产和服务分包给第三方公司的程度和影响知之甚少。但现有研究表明，这种做法在导致美国工资停滞不前和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例如，康奈尔大学的罗斯玛丽·巴特及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大型雇主在分包的呼叫中心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比大型公司内部同类员工的工资低约40%，这还不包括健康和退休福利的价值。这种差异部分原因在于，大公司通常对内部公平性，即公司内部同事之间的薪酬公平性较为敏感，但对支付外部员工较低的薪水则顾虑较少。工会化程度也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论文中，豪斯曼、巴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妮特·伯恩哈特以及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艾琳·阿佩尔鲍姆指出，尽管数据有限，但有迹象表明，本土外包的普遍程度远超普遍认知，并且这一趋势正在“深刻影响相当一部分美国劳动力就业岗位的质量和雇佣合同的性质”。

削减劳动力成本并非企业选择外包的唯一原因。外部供应商可以带来独特的专业能力，例如市场客户研究，并通过在业务波动时灵活调整人员配置，避免昂贵的内部裁员，从而帮助公司适应业务的波峰和波谷。

HTx服务公司的副总裁拉尔夫·斯皮内利表示：“银行希望专注于核心服务，并能够将所有其他事项外包出去。”斯皮内利此前曾是花旗集团自动取款机支持部门的负责人。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对此事不予置评。迪堡公司仅表示其支付的薪酬具有竞争力。

在过去，雇主们对外包往往心存疑虑，因为这意味着失去控制并可能损害企业品牌。然而，随着先进的监控技术和通信能力的提升，这些担忧已大大缓解。研究医疗保健领域分包的阿佩尔鲍姆表示，外包“导致了文化规范的瓦解，过去公司内部员工会体现公司的价值观”。

正如莫莱纳的案例所示，本土外包的影响并未仅限于非技能或临时工。在被美国银行裁员后，他再也未能找到类似以前收入的工作。“那些是美好的岁月，”63岁的莫莱纳在他的白色半挂卡车内回忆道，此时卡车正行驶在佐治亚州的高速公路上。

甚至像木工等传统行业的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冲击。近年来，外包甚至扩展到了专业领域，如会计师和律师。阿佩尔鲍姆观察到：“现在甚至出现了‘按需医生’。”她认为，这一趋势正在日益增长，因为雇主们对增加员工和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变得越来越谨慎，包括对员工的培训和满足他们的需求。

外包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数百万美国人跌落了经济阶梯。结果是，中产阶级不再构成多数人口。皮尤研究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等收入家庭占美国总人口的61%。然而，到2024年，全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已滑落至50%以下。

呼叫中心行业提供了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曾几何时，提供电话客户销售和服务几乎完全由大公司内部员工完成。然而，如今大部分工作已转移到海外，主要是菲律宾，以及美国低工资地区的承包商。

41岁的亚历克西斯·佩雷斯是幸运儿之一。他目前在纽约为威瑞森公司担任销售助理，年收入约为7.4万美元。这比全美客户服务代表的平均工资高出一倍多。但他不确定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今年早些时候，佩雷斯和美国通信工人工会的其他成员举行了近七周的罢工，部分原因就是威瑞森公司试图外包并削减其呼叫中心员工。

尽管工会基本阻止了威瑞森公司的这项尝试，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年合同期内如此，但佩雷斯表示他“对未来绝对感到担忧……如果公司进行外包，我们将没有工作可做。”

结语与启示

从上述案例和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本土外包”现象，正深刻重塑着其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轨迹。这不仅是经济效率驱动下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对成本控制和业务灵活性的极致追求。

对于我们中国的跨境从业人员而言，理解并关注这一趋势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无论是进行海外投资、设立分支机构，还是寻求国际合作，了解目标市场的雇佣模式、劳资关系和薪酬体系，都至关重要。本土外包的盛行，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跨国合作中劳务成本的核算，以及人才招聘策略的制定。

其次，这一趋势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服务输出国，我们自身的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也需审慎考虑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就业模式的创新。在鼓励专业化分工、提升产业效率的同时，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是我们需要共同探索的课题。

最后，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包模式可能以更多样化的形式出现。中国的跨境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海外经验，更好地管理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劳务挑战，从而在全球市场中行稳致远。

未来已来，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主题。希望每一位中国跨境行业的奋斗者，都能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潮汐，洞察其中的机遇与挑战，为实现自身价值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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