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14万年薪，1/3家庭难温饱！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民众普遍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的上升压力。尤其在美国，关于家庭收入能否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讨论日益增多，折射出民众对“负担能力”的深切关注。在2024年末，美国一位财富管理人士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他提出年收入14万美元对一个四口之家而言，在当今的美国可能已接近“贫困线”。这一观点虽然引起了争议，但也确实触及了美国社会在经济现实面前的一个核心痛点——即在富裕的表象下，许多中产家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务紧张。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作为特朗普总统内阁成员之一，经常在公开场合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然而，公众对经济现实的切身感受，往往与官方的解读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这场关于14万美元年收入是否等同于“贫困”的辩论，正是源于美国财富管理人士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2024年发布的一篇文章。格林在文中提出，在一个官方贫困线为32,150美元的美国，14万美元的年收入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已成为新的“贫困”水平。这篇文章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

自那以后，无数评论员和经济学者对格林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右翼经济学者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撰文指出，格林的论点在逻辑上难以完全站稳脚跟。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写作讲师汤姆·莱文森（Tom Levenson）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美国许多大城市，14万美元的家庭收入至少是“岌岌可危”的，甚至可能“离破产或面临食宿两难的困境只有一两次发薪日的距离”。这些不同的声音共同构成了对美国当前经济现实的多元解读。

尽管将14万美元的年收入直接定义为“贫困”显得有些夸大，因为即使在加州这样高生活成本的地区，仍有数百万家庭以远低于这个收入的水平过着舒适的生活（例如，洛杉矶县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86,500美元）。许多工薪家庭以中位数甚至更低的收入抚养孩子，拥有充实的社会生活。节俭生活并不等同于赤贫或困窘。中产家庭放弃的许多东西，并非都是必需品。格林的观点可能受到了其作为资产管理人士，且客户多为富裕阶层的背景影响。

然而，格林文章的隐性主题，是过去几十年间“中产阶级”概念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并非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解释了为何众多美国民众，包括那些收入曾经让他们稳居中产行列的家庭，如今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疑惑自己如何才能负担得起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曾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供孩子上大学和为舒适的退休生活储蓄。

布鲁金斯学会的汉娜·史蒂芬斯（Hannah Stephens）和安德烈·M·佩里（Andre M. Perry）在近期的一份分析中指出：“美国的负担能力危机并未放过中产家庭，其中三分之一的家庭难以负担食物、住房和儿童保育等基本必需品。”他们的研究涵盖了美国160个大都会区，且这一结论在所有地区都成立。在他们的定义中，中产阶级指的是年收入在30,000美元至153,000美元之间的家庭。

为了更深入理解这场辩论，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联邦贫困线的计算起源。1963年，美国社会保障局的经济学家莫莉·奥尚斯基（Mollie Orshansky）提出，由于当时美国家庭平均将其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于食物，因此，如果估算出最低限度食物篮的成本并乘以三，就可以得到一个有用的总体贫困标准。她当时将一个四口非农家庭的贫困线定为3,130美元。

奥尚斯基曾写道：“如果无法明确地指出‘多少才足够’，那么至少应该能够自信地断言，平均而言，多少是太少。”按照她的标准，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持续通货膨胀率调整，1963年的3,130美元到2025年大约相当于33,440美元。这与美国政府目前一个四口之家的官方贫困线32,150美元非常接近。这个数字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许多政府福利计划的资格。例如，根据《平价医疗法案》（ACA），在接受了医疗补助扩张的州，收入达到贫困线138%的家庭仍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超过此限额的家庭则可选择ACA健康计划。

批评格林观点的人士通常会指出，美国2024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3,730美元，这意味着如果按照格林的定义，将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被划入“贫困区”，这与现实情况显然不符。

需要明确的是，格林的论点与那些常常出现的、要求人们同情年收入四五十万美元却仍“入不敷出”的家庭的文章有所不同。后一类文章通常依赖于一些概念上的“障眼法”，它们会提出自己对“富裕”的定义，并将许多普通家庭会认为是奢侈品的开销（如豪华度假、慈善捐款等）列为“必要”或“不可避免”的支出。例如，在某篇文章中，一个年收入50万美元却感到捉襟见肘的家庭，却拥有全额资助的退休和大学计划、两辆豪华车的贷款、以及每两周一次的“约会之夜”等开支。

为了更具象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汤姆·莱文森的思路，为洛杉矶县的一个假设性四口之家估算开支。这些数字必然带有一定推测性，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

假设洛杉矶地区一个四口之家的年度主要开支估算 (基于年收入14万美元):

从这些估算中可以看出，在支付了住房和税费后，一个年收入14万美元的家庭，其剩余可支配收入在44,500美元到78,920美元之间（取决于选择租房还是购房，以及房产价值）。随后，还要支付每年18,000美元的食品开销，雇主赞助医保中员工承担的6,850美元，以及每个孩子每年13,000美元的儿童看护费。

此外，还有手机、家庭网络、电脑、汽车、保险、燃油和公用事业费等一系列开支。以最低住房成本计算，这个加州家庭每月剩余的可支配收入可能只剩下几百美元。如果选择了更高的抵押贷款，则可能入不敷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尚未包括学生贷款、退休金储蓄或大学教育基金。如果他们将10%的收入用于401(k)养老金计划，财务状况将更加紧张。

布鲁金斯学会的史蒂芬斯和佩里明确指出，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承压”。他们写道：“在一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却无法负担基本必需品，这令人震惊。”无论是宾夕法尼亚州购买第一套房子的单身女性，印第安纳州经营本地企业的拉丁裔夫妇，还是得克萨斯州组建家庭的非裔父母——这些美国中产阶级的面孔，本不应在负担能力问题上挣扎。

作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备受关注，尤其是在应对此类民生压力方面。尽管官方对经济前景表达乐观，但民众对生活成本的压力感知依然强烈。外媒近期报道，美国一家商业智库——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1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这表明迈克尔·格林提出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其反映出的挑战，在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存在。

对于中国跨境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密切关注美国等主要海外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变化和家庭财务状况至关重要。这些趋势不仅影响着消费品的出口需求、跨境电商的销售策略，也预示着全球经济结构可能发生的深层调整。理解这些细致的经济民生数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判市场走向，调整业务布局，以更稳健的姿态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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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新媒网 https://nmedialink.com/posts/us-middle-class-140k-1-3-cant-make-ends-mee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