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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复杂多变，尤其在一些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政策的调整牵动着无数企业和产业的神经。对许多致力于全球化发展的企业来说，理解这些变化，提前布局，显得尤为重要。

近期，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外界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特别是关于关税动向，每一次调整都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波动。有观察人士指出，从当前态势来看，未来几年，关税可能将成为国际贸易舞台上的一个常态化议题。

一、经济数据：政策调整的晴雨表

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和金融数据的表现，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比如，我们曾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成功促使特朗普总统将“对等关税”的生效时间推迟。当时，一些观点曾认为，美国贸易顾问纳瓦罗等贸易鹰派人士的影响力可能有所减弱。但事实证明，纳瓦罗先生仍在特朗普总统的核心团队中发挥作用，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种政策的反复，其实是特朗普总统在国内外经济压力之间寻找平衡的表现。当美国面临国债压力增大、零售商反映通胀压力上升等情况时，贝森特部长所代表的理性声音会占据上风，政策可能会趋向于缓和。反之，一旦经济数据持续向好，例如近期美国经济表现稳健，股市屡创新高，特朗普总统则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强硬的贸易措施，以期实现其贸易目标。

这种“跷跷板”效应，使得贸易政策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华尔街的投资者们甚至创造了一个“TACO交易”的说法，即“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这种交易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资产价格的波动，但也可能让特朗普总统在面对短期市场反应时更加大胆，从而推动更激进的政策。

新媒网跨境获悉，从经济金融数据这条主线来看，未来贸易政策的走向可能出现两种基本情况：一是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关税政策按计划强势推进；二是经济数据若出现下行压力，关税政策则可能再次面临延期调整。对于出海企业而言，密切关注这些经济指标，将是预判贸易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

二、法院判决：不确定性中的变量

除了经济数据，美国司法系统对贸易政策的裁决，也为未来的关税走向增添了不确定性。今年5月下旬，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曾做出裁决，认为特朗普总统以“贸易逆差”为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进而实施“对等关税”的做法，超出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授权范围，判定该政策违法。这一裁决无疑给特朗普总统的关税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美国政府已就此裁决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政府还成功申请到了暂缓执行初审判决的紧急命令，这意味着现有的关税政策得以暂时维持。7月下旬，联邦巡回法院将举行口头辩论，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公布裁决结果。但无论结果如何，败诉的一方很可能会继续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因此，“对等关税”的最终存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

最高法院的立场至关重要，但其裁决结果目前仍不完全明朗。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最高法院全面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事态将回到总统根据经济数据调整政策的路径，即上述提及的两种情形。不过，这种判决也可能引发关于总统权力边界的广泛讨论，因此其可能性相对较小。

其次，最高法院完全判决特朗普政府败诉。这种可能性同样较低，因为它可能导致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出现较为严重的摩擦。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最高法院会采取一种折衷方案，即部分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例如，可能选择性地支持部分关税措施，或者在事实上延长暂缓执行禁令的时间。这种做法既能体现司法机构的权威，又能为行政部门争取时间，去探索和推行替代性的关税方案。

三、替代方案：关税工具箱的丰富

面对“对等关税”可能遭遇的法律挑战，特朗普总统的团队也早已准备了备用方案，以确保其贸易政策的连续性。其中最主要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和《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

232条款授权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进口。特朗普总统在上一个任期内就曾依据此条款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动用232条款，通常需要美国商务部进行调查，以认定进口商品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一流程可能长达270天。但一旦调查完成，总统在设定关税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在为新一轮的232调查铺路，涉及的行业包括木材与木料、铜、半导体、医药、卡车、关键矿产、商用飞机与发动机零件等。其中一些行业甚至已经开始执行关税。特别是在对关键矿产的232调查中，电池和电动汽车被视为关键矿产的衍生品。这意味着，一旦关键矿产的调查有了结果，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产品也可能被直接纳入232关税的范围。这无疑对相关产业链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

301条款则允许美国在认定他国存在“不公平贸易做法”时，对该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在上一任期，特朗普总统也曾使用该条款对特定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这一权力同样需要通过美国贸易代表的调查程序，其目标可以是特定国家的广泛商品。

与“对等关税”这种普适性措施相比，232和301条款更像是“精准打击”：前者侧重于特定行业，后者则针对特定贸易违规的国家。

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可以动用其他两个潜在威力巨大的条款：《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和**《1930年关税法》338条款**。前者授权总统在出现重大国际收支逆差等情形时，可以对所有进口商品统一征收最高15%的关税，最长不超过150天。这一条款的优势在于无需任何调查即可启动，是最快速的替代方案。当然，其执行时间较短，若要续期则需国会同意。而338条款则更为古老，规定在他国对美国实施歧视性政策时，总统可对其商品加征最高50%的报复性关税。其优点是时间可以很长，也无须复杂调查。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未被真正动用过，因此其实际操作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新媒网跨境认为，面对这些潜在的贸易政策调整，各国企业都应保持高度警惕，提前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预案，以变应变。

四、未来情形展望：应对挑战，抓住机遇

综合以上三条主线，我们可以对未来几种可能的情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情形一：经济数据强劲，强势按期征税。
以8月1日为政策实施节点为例，如果届时美国经济依然表现坚挺，失业率维持在低位，核心通胀控制在合理区间，金融市场也没有出现剧烈波动，那么特朗普总统很可能选择强硬推动“对等关税”按期落地。
在这种情况下，预计美国政府将采取“两手抓”策略：一方面，通过行政令对相关国家商品提高税率，兑现此前的关税通知；另一方面，又会宣称随时准备与对手国家重启谈判，将高关税作为谈判筹码。短期内，市场可能会感到紧张，但未必会引发恐慌。实际上，截至目前，美国股市等金融市场对关税政策的反复已表现出一定的“免疫力”，甚至在近期屡创新高。这或许是因为投资者已经考虑到“TACO交易”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上涨”循环，这种预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平抑资产价格的波动。
然而，市场的这种冷静和资产价格的稳健，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特朗普总统实施高关税政策的决心，直到经济数据真正面临更大的麻烦，最终政策选择可能会再次转向情形二。

情形二：经济数据不佳，关税再次延期。
同样以8月1日为例，如果届时美国通胀压力重燃，消费下降，失业率抬升，金融市场表现疲软，此刻强推高关税无异于火上浇油。面对这样的国内经济压力，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选择再次推迟“对等关税”，并为此寻找一个合适的“台阶”。例如，他可能会声称，“某国在最后时刻做出了重要让步，美国决定延后关税以观其行”。
然而，政策的反复延期也可能暴露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被动地位和内部存在的分歧，这可能会削弱其在谈判桌上的信誉。其他国家可能会因此减少让步，放缓谈判节奏。对此，特朗普总统在公开场合可能会加倍使用强硬措辞，以掩饰实际行动上的后退。
因此，情形二虽然是特朗普总统不愿看到的，但却是其可能被迫采取的做法。当然，实际情况也可能更复杂，例如对一部分国家强硬实施关税，而对另一部分国家则再次延期，形成一种组合式的政策执行。

情形三：最高法院认定“对等关税”违法。
对美国最高法院而言，首先面临着是否受理上诉的问题。从法律角度看，下级法院的裁决论证详实，且涉及宪法原则，最高法院有较大可能予以重视。那么，大法官们的倾向如何呢？尽管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意识形态普遍偏向保守派，共和党背景的大法官占据多数，但“对等关税”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更是宪法原则与法律授权界限的问题。因此，不能完全以所属党派来划分立场。一些保守派法官，如戈萨奇、巴雷特、卡瓦诺等，近年来就明确强调司法克制和严格的宪法原旨主义，他们在本案中可能对“对等关税”政策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总统滥用IEEPA法案、违宪越权，那么特朗普总统将必须立即停止征收“对等关税”。这对特朗普总统及其贸易团队都将是重大挫败。这可能会引发政治上的碰撞，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强烈抨击法院，认为其阻碍了公平贸易的追求。但在历史上，总统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情况极其罕见。即使特朗普总统对司法有所不满，他也不得不考虑法院的权威性和执法问题。因此，特朗普总统公开对抗最高法院裁决的可能性较低。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更现实的做法将是在立法层面寻求补救。例如，提前布局，通过国会立法推动《美国对等贸易法》或类似的新法案，为总统征税提供明确授权。实际上，今年初已有众议员提出了《美国对等贸易法案》。如果最高法院判决不利，共和党可能会在国会加紧推动该法案的通过，一旦这类法案获得通过，将为特朗普总统重新实施对等关税打开合法通道。
然而，这一方案也可能面临程序障碍，民主党有可能利用阻挠战术（如无休止的辩论）来拖延或阻止法案的通过。此外，在共和党内部，对于授权总统无限制征税也可能存在不同意见，许多传统保守派信奉自由贸易原则，不愿看到关税大权完全集中于白宫。因此，通过立法进行补救的方案，其前景仍不明朗。
总体来看，如果最高法院判决特朗普总统败诉，最可能的结果是特朗普总统遵从裁决，但会立刻寻求替代手段，包括通过其他立法手段，以及使用上文提及的301、232、122、338等条款作为替代工具。

情形四：最高法院有限支持特朗普。
与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这两种极端情况相比，最高法院有限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最高法院全面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政策，这将开创总统无限制征收关税的先例，这与保守派强调的权力分立原则有所冲突。近年来，即使是保守派大法官中也有人强调，国会不能无限制地将立法权力授予总统或行政机构。相反，如果贸然全面否定“对等关税”，法院可能被指责“插手政治”或“削弱总统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尤其在敏感的国际贸易局势下，这可能引发政治风暴。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最高法院会有限度地支持部分关税措施，同时对总统权力范围提出限制。例如，在审理过程中，最高法院可能会允许暂时维持关税政策，同时对IEEPA法案的权力进行范围和时间上的限制，或者通过延长暂缓执行禁令的时间、较晚公布不利的判决结果等方式。这将在事实上为特朗普总统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推出232条款、301条款等替代方案。预计最高法院大概率会在2025年底或2026年上半年作出最终判决，这将为特朗普总统寻求其他替代方案提供比较充足的准备时间。
从长期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一判断也可能提醒国会，应当强化立法的明确性，通过新的立法来进行补充限制，而不是依赖IEEPA法案中模糊不清的表述来判断是否能够授权，从而避免将来出现类似的争议。

五、替代关税：逐步就位，应对变局

无论法律战的结果如何，特朗普政府早已开始准备其替代性的贸易工具。

从232行业关税来看，目前针对钢铁和铝的关税依然有效。针对乘用车和零件的232关税也已于今年4月和5月起正式执行。从今年初上台到5月，特朗普政府还启动了对木材、铜、半导体、医药、关键矿产、商用飞机等行业的232调查。未来，不排除美国会针对电动车、电池、生物技术等与我国等国家存在竞争的行业展开232调查。
美国商务部通常有最多270天的时间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之后总统有90天时间决定是否实施关税或其他措施。按照这个时间推算，上述232行业关税预计将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陆续宣布生效。而且，这些关税的实际生效时间可能还会提前。例如，对关键矿产的调查设有加速流程，调查报告提交时间缩短到了180天。另外，对铜的调查按流程来说最迟应在今年底提交报告，但实际上，白宫已在7月上旬收到了报告，并宣布从8月1日开始实施50%的铜关税。由此可见，部分232行业关税的出台时间可能会快于常规进度，企业需要密切关注。
232条款还有一个特点，它虽然适用于行业维度，但总统在裁量权之下，也可以实现“国家差异化执行”，例如在2018年推出钢铝关税时，曾对加拿大、墨西哥给出临时豁免，后续还与韩国达成配额协议，豁免了关税。这为双边谈判提供了空间。

与232条款形成互补的是，301关税可以直接差异化国别税率。例如，2018年针对特定国家的301关税，以及2025年针对特定国家船舶、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的301调查和限制。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在对欧洲多个国家进行数字服务税的301调查。7月9日，特朗普总统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巴西的数字贸易政策启动301调查。如果“对等关税”可能面临失效，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宣布对主要贸易顺差国发起301调查。

232和301条款都曾多次使用，法律基础相对稳固，预计将成为特朗普总统替代方案中的主力工具。从法律程序来看，232关税的推出过程相对更快。如果最高法院在判决上有所考量，完全有可能为232关税的全面出台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可以预计，如果“对等关税”被禁止，那么在未来半年到一年内，美国实施的新关税总规模，将可能再度接近现有“对等关税”方案的覆盖范围。

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可能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歧视美国产品”的国家或地区加征最高50%的关税。甚至不排除动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以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为由，对所有进口商品临时加征最高15%的附加税（最长期限150天）。不过，这两项措施此前从未真正实施，所依据的法律较为久远，其动用过程存在程序和司法挑战的风险，因此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最后，采用《1974年贸易法》的201关税的可行性相对较低。201关税要求证明某类商品进口激增，且已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伤害”，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于覆盖全行业的普遍性关税。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仍可能将201关税作为短期威慑和谈判筹码，向贸易伙伴施压，以实现其贸易目标。

六、协议达成：谈判远未结束

即便一些国家与美国达成了初步协议，也并不意味着谈判的彻底结束。当前，英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是少数几个与美国达成初步协议的国家。但即使是这些国家，要达成具体、正式的协议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以仓促达成的“美英经济繁荣协议”为例，这个协议对汽车、航空、农业等行业具有一定的实质意义。但是从其英文名称Economic Prosperity Deal（EPD）来看，其更重要的性质还是一种“交易”，或者说是一个“任务书”，只是为将来详细的谈判设定了边界和议题。真正的“协议”内容和关键细则，仍需要在后续漫长的谈判中才能最终敲定。

具体来看，EPD协议明确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协商的领域，例如钢铝配额细则、药品市场准入、数字贸易与技术监管、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等等，但大部分条款都是原则性承诺，而不是即刻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外，英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压力、内部党争和社会分裂，也可能成为EPD后续谈判的变数。

美国与越南的协议中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越南政府甚至曾声称尚未正式确认具体条款。从公开信息来看，该协议同样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其中仍有许多细节有待明确，比如转运的定义与测量方法、执法标准、执行机制、申诉机制、过渡期限，以及具体适用的产品清单和行业范围。此外，协议也同样提及了其他一些需要在后续谈判中解决的领域。

从现已达成的少数协议来看，特朗普总统的做法似乎是：先设定关税大棒进行施压，然后与伙伴签署“框架性协议”，这既能作为早期的成果展示，又能暂时避免直接的冲击，至于细节和实质内容则留待后期谈判。

此外，美国与欧盟的关税谈判可能更加旷日持久。这不仅因为需要在欧盟层面达成共识，还需要27个成员国的议会逐一批准。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反对或保留意见，都可能导致谈判反复修改、重新磋商。这种复杂的多边程序和欧盟内部的利益平衡，使得美欧关税谈判可能演变为一场漫长的持久战。

新媒网认为，这一轮特朗普总统和各国之间的关税谈判，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特朗普总统的政治词典中，关税一直被他形容为“最优美的单词”。然而，这一次他可能会有不同的体会：盟友国家对关税策略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正在悄然积累；特朗普总统多次反复的“TACO行为”，也让市场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对“交易的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特朗普总统热爱的关税工具刀刃变钝，最现实的可能是：接下来的三年多，每年都将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关税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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