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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投资上市公司股份的提议，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仿佛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这种争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早在1935年，当美国社保体系的起草者们向国会提出建立高达470亿美元的政府养老金储备计划时，这个数字震惊了当时的立法者。要知道，这几乎是当时联邦政府未偿债务的三倍。

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曾向社保体系起草者之一的亚瑟·阿尔特迈耶（Arthur Altmeyer）质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470亿美元？” 阿尔特迈耶建议可以投资美国钢铁公司和一些大型企业。范登堡听后惊恐地表示：“那将是社会主义！” 这段历史对话，生动地展现了美国社会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深刻担忧。

然而，联邦政府直接投资公共公司股票的想法从未真正消亡。到了2025年，这一议题再次浮出水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探讨收购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10%的股权，并构想设立一个类似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挪威等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针对这一构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和朱迪·维托里（Jodi Vittori）在2025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此类基金通常“反映了其发起国政府的治理质量”。他们认为，考虑到总统特朗普政府过往的“自我交易和问责制削弱”情况，如果设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美国主权财富基金很可能成为一个通过腐败手段，奖励总统特朗普盟友、胁迫政治支持，甚至谋取个人私利的来源。”

撇开对政府治理质量的担忧，以及立法者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联邦政府投资公共公司的想法在美国国会从未获得过持久的支持，因为立法者几乎无法克服其中敏感的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一个有权购买公司股票的联邦基金，将成为市场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之一。正如外媒此前在2005年社保信托基金再次考虑投资股票时指出的那样，潜在的利益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在政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多重利益冲突。例如，政府可能在对一家其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进行刑事起诉时，面临身份上的尴尬。在国际事务中，政府可能作为某国际联盟的成员站在某一方，同时又作为一家公司的股东站在对立面。此外，政府的经济利益也可能与其社会利益相悖。例如，1999年，时任总统克林顿曾同时威胁起诉烟草行业，理由是其对公共健康的威胁，但又主张允许社保基金投资所有股票，包括烟草公司的股票。

为解决这一难题，美国国会在1935年明确规定，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储备金只能投资于美国财政部证券，这一规定至今仍在生效。尽管社保改革者们会定期提出将部分信托基金（截至2024年底，该基金持有超过2.7万亿美元的国债）转投股票的建议，理由是股票的长期回报率通常优于债券，但这些努力迄今为止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然而，联邦政府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并非没有先例。2009年，奥巴马政府曾出资近5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以此获得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60.8%的股权。此外，政府还获得了克莱斯勒（Chrysler）的少量股权，这部分股权后来出售给了菲亚特（Fiat）公司。

政府在2013年出售了其持有的所有通用汽车股份，直接账面损失约为105亿美元。但考虑到此次救助行动挽救了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及其供应商多达190万个就业岗位，这项救助计划被认为是一次成功。汽车行业的救助措施属于紧急行动，旨在阻止当时迫在眉睫的汽车行业崩溃。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政府将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出售其持有的股票。虽然政府避免干预通用汽车的日常运营，但它主导了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的离职，监督了董事会多数成员的更替，并对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设定了限制。

在汽车行业救助之前，美国政府也曾多次接管或尝试接管私人企业。早在1791年，国会就授权政府持有美国银行20%的股份，并在1816年，又对第二美国银行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些行动在今天被视为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机构建立的先驱。在大萧条时期，由胡佛政府创立、并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持续运作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 RFC），为众多陷入困境的银行注入资本，以换取它们的优先股。到1935年底，RFC所持有的优先股几乎占到美国银行普通股总额的40%。RFC的强硬派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杰西·琼斯（Jesse Jones），在对高管实施“合理”薪酬上限，或在他们表现不佳时更换高管方面从不手软。他还积极推动银行向私人借款人提供贷款，这是罗斯福经济复苏计划的关键要素。

此外，自2008年住房市场崩盘引发大衰退以来，政府通过一项监管措施，对两家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尽管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仍由私人持有，但通过认股权证，政府有权收购其各自高达79.9%的普通股。这些认股权证虽未被行使，但它们赋予了政府对这些公司活动的绝对权力。

总统特朗普提议的对英特尔的投资，无论从经济环境还是特征上看，都与之前的任何先例有着显著不同。目前，该计划的具体条款仍不明朗。新媒网跨境获悉，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2025年第二季度接受外媒采访时证实，作为回报，政府将要求获得英特尔的股份，以换取根据拜登政府时期《芯片法案》（CHIPS Act）分配给英特尔的约100亿美元资金。该法案旨在巩固美国在高科技硬件领域的领先地位。

卢特尼克表示：“我们将交付已经由拜登政府承诺的资金，并以此获得股权。”他引用总统特朗普的话称：“如果我们提供资金，我们希望从中分一杯羹。”这笔100亿美元的投资将使政府获得英特尔约10%的股份。这将使政府成为英特尔最大的股东，超过机构投资者领航（Vanguard）和贝莱德（BlackRock）的持股比例。卢特尼克表示，政府不会行使投票权，也不会干预公司治理。但他并未提及所有权的期限，也未具体说明总统特朗普政府将偏好哪些公司政策。而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要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马来西亚裔的谭力文（Lip-Bu Tan）辞职，理由是谭力文与中国存在潜在关联。

尽管英特尔公司近年来遭遇了一些挫折，但它似乎并未面临如同2008年和2009年汽车制造商那样岌岌可危的境地。此外，英特尔的倒闭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远不及大衰退时期通用汽车崩溃可能造成的冲击。

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繁荣核心的英特尔，近年来其创新势头明显减弱。正如外媒此前报道，其战略失误包括错失了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而这股热潮使得专注于AI芯片开发的英伟达（Nvidia）成为了当下股票市场的宠儿。

英特尔公司尚未就白宫对其股权投资意向发表评论，但英特尔的投资者似乎对这一想法感到困惑。在外媒于2024年8月19日首次报道这一可能性后，该公司股价曾上涨约7%，但随后有所回落，尽管有消息称日本投资公司软银将投资20亿美元收购英特尔股份。在2025年第二季度的纳斯达克交易中，英特尔股价一度下跌7%，收盘报23.54美元，略低于此前外媒报道时的价格。

总统特朗普是否会抵制对英特尔或任何其他政府持股公司的施压，要求它们执行他偏好的政策，这一点令人怀疑。毕竟，他此前也曾多次试图对政府没有股权的公司施高压。

如果总统特朗普政府能够掌控一个主权财富基金，这种担忧将进一步加剧。总统特朗普已于2025年2月通过一项行政命令提出了这一方案。该行政命令要求卢特尼克和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2025年5月初之前提交一份计划，但截至目前，该计划尚未公布。

新媒网跨境了解到，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建立原则可能与其他许多此类基金有所不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费尔德斯坦和维托里指出：“传统上，主权财富基金是由资源丰富的国家设立的，旨在管理其预算盈余、多元化经济并为子孙后代保护财富。”沙特阿拉伯和挪威的基金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费尔德斯坦和维托里写道，美国“并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主权财富基金”。

在伴随行政命令发布的事实清单中，总统特朗普提到了5.7万亿美元的政府资产，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储备”。他还提及了来自加密货币投资的利润和政府从关税中获得的收益——尽管后者本质上是对美国消费者的征税，而消费者对如何使用这笔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卡内基研究人员指出，挪威等最成功的主权财富基金“保持运营独立性，并根据严格的财务标准进行投资。”然而，这两种特质均非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显著特点。费尔德斯坦和维托里进一步指出，通过关税收入或总统特朗普的“金卡”提案（即富裕外国人支付500万美元费用即可获得在美国居住的权利）来建立美国基金，可能会使总统特朗普规避国会在筹集和支出资金方面的宪法垄断权，甚至可能让他能够秘密管理该基金。

尽管如此，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和运营仍将最终由国会负责监督。立法者是否会承担起他们的责任？如果不能，总统特朗普的这项提议将是危险的。费尔德斯坦和维托里写道：“将一个具有‘称王’抱负的总统，一个目的和方法模糊的强大金融武器，置于其掌控之下，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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