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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日益复杂，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探索，为我们观察和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的经济表现，常常引发业界人士的深入探讨。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中国乃至全球的跨境行业从业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长久以来，关于加州商业环境的讨论从未停止。一些海外报告，例如某些商业杂志的年度商业环境调查，经常将加州列为对企业不那么友好的地区之一，其排名往往处于末位。这种观点，似乎与加州作为全球经济引擎之一的实际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尽管这些报告的排名常年如此，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加州的经济增长率在美国各州中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吸引着大量企业在此投资并扩展业务。那么，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经济逻辑呢？

分析发现，这类将加州商业环境评价较低的报告，其衡量标准往往侧重于一些特定方面。它们通常倾向于评价税收较低、监管较少、最低工资标准较低的州。同时，对于那些公共服务投入相对较少、劳工权利保障不那么严格的州，这类报告往往会给出更高的评价。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一些企业管理者为何青睐那些税负较轻、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地区。例如，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在一些商业调查中就因其所谓的“亲商业”政策而常年位居前列。

但这些看似“亲商业”的政策，与实际的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总是划等号。根据相关数据，从上一轮经济衰退结束到2023年，加州的经济增长率显著超越了在上述商业排名中位居前列的几个州。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反映了从上一轮经济衰退结束到2023年，美国几个主要州的经济增长情况：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州和得克萨斯州在同期经济增长方面表现突出，远超其他几个州。这表明，仅凭一些单一指标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商业环境和经济潜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并非要肯定加州在所有治理方面的做法，例如其在解决可负担住房短缺问题上的持续挑战，确实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障碍。但它确实提醒我们，在评估一个经济体的活力时，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我们曾关注过类似的情况。例如，一份长期发布的海外经济前景评估报告，自2008年以来每年发布，专注于衡量各州的“经济前景”。该报告长期以来将加州列为表现最差的几个州之一。然而，对比报告排名与实际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加州连续多年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越了报告中排名靠前的州。正如我们在2023年（两年前）关注的那样，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名斯蒂芬·摩尔担任美联储理事职位，斯蒂芬·摩尔是一位曾任职于多家知名研究机构的经济学者，他的分析在这些报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从实际数据来看，这类评估报告与真实的经济表现存在持续的偏差。

这类海外商业环境调查，其受访的企业管理者通常将“税收政策”、“监管环境”和“人才可获得性”列为优先考虑因素。然而，这些因素本身对商业环境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例如，过低的税收可能导致公共服务资金不足，进而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秩序维护。没有哪个理性的企业管理者会偏爱道路坑洼、法院效率低下的地区，而非拥有完善交通网络和高效法律服务的地方。

税收结构同样重要。当企业管理者抱怨高税收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所得税，而非对中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的销售税。一些报告青睐那些税率累进性较低的州，这实际上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

过度放松管制对某些污染密集型行业可能具有吸引力，但对那些在高度规范领域内运营的成熟企业来说则不然。对这些企业而言，合理的监管反而可能成为一道门槛，有助于维护行业秩序，甚至提高新进入者的门槛。

至于“人才可获得性”，如果指的是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那么这与低税收往往是矛盾的。因为低税收可能导致基础教育和高等公共教育系统资金匮乏，从而影响人才的培养和供给。

更重要的是，这类调查往往低估了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那些更为隐性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包括靠近关键市场和主要供应商的地理优势。加州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它不仅拥有全美最大的消费市场，还可便捷地通往亚洲市场和供应商。此外，加州还拥有一个自我强化的、高水平的智力人才聚集地。数据显示，加州持续吸引着拥有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位的人才流入。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在回应一份早期商业调查时曾表示：“我们拥有更多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系统。”这正是加州吸引人才、推动创新的核心优势。

尽管有人认为加州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硅谷和其最富有居民的资本利得，但该州在高端科技领域的优势远不止于北加州，例如生物技术等领域同样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海外商业调查的结论有时显得过于武断，似乎是先确定了要赞扬或贬低的州，再编造理由来支持其判断。例如，某项调查称赞排名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在“一个阴郁的年份中呈现出积极的形象”，指的是该州在疫情期间坚持开放商业的决心。然而，这并未充分考虑其所付出的代价。在当时（指2021年）的一段时期内，根据最近七天的每百万人平均数据，佛罗里达州在新增新冠病例数方面位列各州第八，死亡率位列第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当时将该州列为病毒传播最高级别区域。

然而，深入审视这些调查报告，我们有时也能发现一些对实际情况的客观描述。例如，一份报告在谈到得克萨斯州时曾承认，“对于除最铁杆粉丝以外的所有人来说，得克萨斯州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这指的是在2021年2月（四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冬季风暴导致其电力系统崩溃，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全国企业管理者对得克萨斯州的看法。这一事件也暴露了该州在能源领域放松管制的不足，包括为避免联邦监管而将其电网与其他州隔离。

对于加州，相关杂志也曾承认，“尽管加州经常在某些海外商业调查中排名靠后，但仍有大量公司渴望在这里投资新项目并进行扩张。尽管存在法规、高税收和高生活成本，但许多企业发现这里的人才可得性、通往港口和亚洲市场的便利以及各项激励措施都极具吸引力。”

当然，加州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例如，无家可归者问题、高昂的生活成本、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对其领先的经济地位构成挑战。该州在应对这些问题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均衡，也确实令人关注。

另一方面，加州在改善空气质量、水资源保护、少数族裔权利保障等多个领域持续引领前沿，这些努力同样能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才是我们在关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时，真正值得重视的因素，而非仅仅听取某些企业管理者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抱怨，或是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评估。

对于中国的跨境行业从业人员而言，加州的案例启示我们，在评估海外市场潜力时，需要超越单一的“商业友好度”排名，更应深入考察一个地区的产业生态、人才储备、创新活力、基础设施以及长期发展战略等综合因素。同时，关注并理解不同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对“商业环境”的多元化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更为精准的战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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