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税率!美国富豪用“石油津贴”避税,实缴仅45%!

在20世纪中叶,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美国经历了一个独特的经济时期。当时,最高边际所得税率曾高达惊人的90%以上。这听起来似乎对高收入群体构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但这段时期恰恰也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高收入者们也找到了适应这种税收环境的策略。
回顾历史,这样的税率水平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与现在大相径庭,高税率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和影响。对于身处中国跨境行业的我们而言,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体下的税收政策及其对市场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洞察全球商业环境的演变逻辑。
根据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当年的记录,以1955年为例,一名单身人士年收入达到1.6万美元,其边际税率就已高达50%。这个数字在当时,按购买力计算,约合2019年的15万美元,放在2025年则价值更高,足以跻身较高收入群体。如果年收入达到5万美元(约合2019年的47万美元,在2025年价值更高),边际税率则跃升至75%。而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约合2019年的190万美元,在2025年价值更高)的个人,则需面临高达91%的边际税率。对于联合申报的已婚夫妇,收入达到40万美元便会触及91%的最高税率线。
这意味着,对于超出20万美元的每一美元收入,联邦政府将从中收取91美分。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1955年年收入达到100万美元,他需要缴纳超过80万美元的税款。这样的数字,无疑会促使高收入人群及其专业的财务顾问团队,投入大量精力去审视和优化自身的税务结构。
实际上,当年富有阶层对税务的“热情”与今天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高边际税率下,缺乏有效的税务规划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他们同样对被视为“没收性”的税收感到不满,并积极地寻找或创造各种合法的避税途径。外媒的一份海外报告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最顶端的0.01%富豪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率并非理论上的90%,而是接近45%。这表明,尽管名义税率很高,但实际征收效果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在那个年代,美国最富有的人群并非企业高管或职业运动员。当时,职业运动员的收入相对较低,很多甚至需要在休赛期打工。相反,娱乐界人士才是收入的佼佼者。例如,1958年,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首席执行官罗杰·布洛(Roger Blough)的年薪约为30万美元。而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年收入则接近400万美元,按购买力计算,约合2019年的3500万美元,在2025年则价值更高。像辛纳屈、鲍勃·霍普(Bob Hope)、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亨利·方达(Henry Fonda)和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等知名影星,都是当时最需要进行收入避税规划的人群。
在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法案出台之前,美国的税法体系中存在诸多个人可以利用的“漏洞”。其中一个备受青睐的策略是购买租赁物业。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对任何产生收入的房地产进行加速折旧。这意味着,富裕的纳税人每年可以从其所得税中扣除部分房产价值。这项政策的吸引力在于,很多时候房产的实际价值仍在升值,而政府却提供了慷慨的折旧抵扣。这种税务优惠不仅被收入数百万美元的演员利用,年收入在5万至6万美元的律师和医生也从中受益。
另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将第一年的收入推迟到第二年、第三年乃至更远的未来支付。举例来说,1957年,著名演员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与哥伦比亚影业公司(Columbia Pictures)签约,出演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双方约定,霍尔登将获得电影总利润的10%。为了降低当年的纳税额,霍尔登坚持要求哥伦比亚影业每年支付给他不超过5万美元的片酬。当然,《桂河大桥》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国内票房收入超过2700万美元(按购买力计算,约合2019年的2.41亿美元,在2025年则价值更高)。
从表面上看,哥伦比亚影业似乎在这笔交易中占了便宜,因为如果霍尔登选择分期支付,那么当这笔钱最终支付完毕时,他可能早已离世,而且通货膨胀也会侵蚀其所得的价值。然而,如果霍尔登选择一次性领取全部270万美元的片酬,在91%的边际税率下,他最终可能只能拿到不到30万美元。通过每年领取5万美元的方式,霍尔登大大增加了他最终能够带回家的实际收入。这是一种典型的延迟收入策略,通过将高收入年份的收入平摊到多个低收入年份,从而避免触及最高边际税率,实现整体税负的降低。
除了上述方法,当时演员和其他娱乐界人士还偏爱两种特殊的税务“漏洞”,这些途径对于一般富裕阶层而言,通常难以企及。第一种是石油开采损耗津贴(Oil Depletion Allowance),第二种则是可撤销公司(Collapsible Corporation)。
石油开采损耗津贴由美国国会于1926年设立。其初衷是为了鼓励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通过允许将油井产生的应税收入减少27.5%来达到目的。用美国艾奥瓦历史评论(Iowa Historical Review)作者余顺·威利·谭(Yuxun Willie Tan)的话来说,这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税务漏洞”。
最早洞察到石油开采损耗津贴税务优势的好莱坞明星,包括平·克劳斯贝和鲍勃·霍普。余顺·威利·谭在其著作中描述道:“他们每人向蒙蒂·蒙克里夫(Monty Moncrief,一位成功的得克萨斯州石油大亨,也是他们的球友)支付了4万美元,以获得一个西得克萨斯油田项目25%的股份。”谭继续写道:“在这个特定的项目中,两位明星各自在最初的4万美元投资上赚取了500万美元。当考虑石油开采损耗津贴时,这500万美元中的137.5万美元是免税的。”其他在石油业务中取得类似成功的明星还包括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唐·阿米奇(Don Ameche)以及弗兰克·辛纳屈,辛纳屈甚至将其第一口油井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歌手一号”。
即使油井最终干涸,情况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这些损失可以从税款中扣除。正如当时一位石油专家所言:“如果你处于90%的税率区间,那么你在不成功的项目上,每投入一美元,实际风险只有10美分。”实际上,好莱坞明星们通过这种方式,为石油勘探提供了所需的资本。1949年,一位石油商曾形象地描述:“当你看到一群电影人在片场交谈时,你不知道他们是在讨论一口油井还是一部电影。”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娱乐业与石油业在资本运作上的紧密联系。
可撤销公司是好莱坞明星们依赖的另一个税务“漏洞”。每当他们拍摄一部电影时,就会成立一家公司。电影制片方会将明星的片酬支付给这家公司,明星则从公司领取少量薪水并报销所有开支。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公司税率大约在50%左右,远低于个人的90%最高边际税率。在明星的片酬支付完毕后,这家公司便会解散。
平·克劳斯贝再次成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他于1937年就设立了他的第一家可撤销公司。很快,好莱坞的每一位明星都纷纷效仿。弗兰克·辛纳屈甚至给自己的公司起了富有英国风味的名字,如埃塞克斯(Essex)、布里斯托尔(Bristol)、肯特(Kent)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有些明星还会将自己公司的股票出售给电影公司,从而以资本利得的形式获取片酬,因为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仅为25%。美国国税局(IRS)曾一度起诉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及其制片搭档,声称他们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获得用于播出节目《你猜你的人生》(You Bet Your Life)的100万美元应归类为收入,而非资本利得。幸运的是,法院最终驳回了国税局的诉求,格劳乔·马克斯胜诉。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确实通过了一项旨在阻止可撤销公司滥用的法律。然而,这项法律本身也存在一个漏洞:如果公司25%的收入来源于不同行业,那么其设立仍被认为是合法的。您不难想象明星们是如何应对的——他们将自己的石油业务和电影业务合并到一家公司中,巧妙地规避了新法规的限制。
回顾这段历史,美国经济在最高边际税率高达90%或以上的二十年间,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高税率对经济行为没有影响,事实恰恰相反。高税率无疑深刻地塑造了人们的经济决策。当外媒的记者向平·克劳斯贝的传记作者加里·吉丁斯(Gary Giddins)询问高边际税率是否影响了克劳斯贝时,他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
“大约在1942年,克劳斯贝接到了一个指令,要求他仅靠2.5万美元生活。”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这笔钱约合2019年的50万美元,在2025年价值更高。“他当时年收入接近100万美元,但却不得不一直忙碌着支付税款。这一事实促使他去国内外进行数百场慰问演出,并拒绝所有带薪的演唱会邀请,因为他认为这些收入最终也只会上交给政府。他的会计师告诉他,他没有离婚真是松了口气,否则会让他陷入财务困境。”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税收政策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工具,更是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资源配置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即便是在看似严格的税收环境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会寻找适应和优化的路径。对于当下中国跨境行业的从业者而言,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制度及其演变,研究历史上的税务策略和案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商业的复杂性,在合规前提下,为企业发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国际经济贸易日益紧密的今天,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借鉴和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持续关注国际经济动态和政策变化,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机遇,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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