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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如果说医药圈里有什么最让人振奋、最引人关注的大事，那无疑是中国创新药在全球舞台上的精彩亮相。回望过去十年，特别是自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制度大刀阔斧改革以来，我们的医药产业仿佛按下了快进键，一场深刻的变革悄然发生，也让中国创新药从最初的蹒跚学步，一步步走向了世界的中央。这其中，既有我们自身创新活力的蓬勃迸发，更有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全球医药界都在加速感受到这份“中国力量”。新媒网跨境获悉，仅仅在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的“许可授权”（License-out）总金额就已经逼近660亿美元，这个数字，竟然比2024年全年的商务拓展（BD）交易总额还要高出一截，着实让人惊叹！

如此庞大的交易额，频繁出现的大手笔合作，无疑是当下中国创新药“出海”最亮眼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当属今年5月沈阳三生制药与美国辉瑞公司达成的重磅合作。三生制药宣布，将其自主研发的一款明星产品——突破性的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SSGJ-707，在全球范围（中国内地除外）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利，都授权给了美国辉瑞。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笔交易的首付款就高达12.5亿美元，直接刷新了历史纪录！消息一出，整个医药圈都为之震动。这笔交易不仅显示了我们创新药的巨大价值，更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网络的一个鲜活例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智造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底气和实力。

追溯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足迹，可以从2019年说起。那一年，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在美国成功获批上市，实现了中国创新药走向国际的“零的突破”，意义非凡。从那时起，传统的许可授权（License-out）、并购模式，以及新兴的“新公司”（NewCo）模式等多种商务拓展（BD）策略，已经成为中国创新药企敲开全球市场大门的“金钥匙”。这不单单是简单的商业模式转变，更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从过去我们主要引进国外技术，到现在我们能将自己的创新成果反向输出给全球，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之路，正在经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许多药企的掌舵者和深耕医药投资界的行家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一个真正优秀的产品、一项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如果想获得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绝不能只盯着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去，大家谈论“出海”，可能更多是在讨论“能不能”的问题，因为那时的中国药企在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验上还有待提升。但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创新药企实力的大幅提升，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具备了“出海”的硬实力，也赢得了国际跨国药企（MNC）的普遍认可。所以，如今“出海”，也就是迈向国际舞台，已然成为了我们中国创新药企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与国际跨国药企（MNC）携手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创新药企业重要的战略方向。与此同时，国际跨国药企对中国创新药资产的关注度也水涨船高。根据动脉网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中国创新药企：迈向全球市场的创新药BD主题报告》显示，国际跨国药企对中国创新药资产的青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合作数量多、交易金额高、创新水平达到全球领先。近十年来，全球头部跨国药企纷纷加快了与中国药企的合作步伐，如今，超过九成的头部跨国药企都已经通过商务拓展（BD）引进了中国创新药管线。过去五年里，中国更是成为了全球商务拓展“出海”增长最快的国家。特别是从2015年开始，尤其是到了2021年及之后，国际跨国药企在华的商务拓展交易总额、首付款以及单笔交易金额都出现了快速拉升。不仅如此，国际跨国药企与中国创新药企的合作模式也日益升级，开始更加侧重早期创新项目的投入。根据上述报告的不完全统计，在国际跨国药企与中国创新药企的交易中，美国默沙东、英国阿斯利康、美国礼来制药这三家巨头位居前列，其中美国默沙东自2015年以来，与中国药企的重大交易累计将近20件，足以见得其对中国创新的重视。

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中的地位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跃升，绝非偶然。这种质的飞跃背后，既得益于我们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十年所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也是中国医药企业从最初的技术“跟跑”到如今能够与全球顶尖药企“竞合”的实力证明。在全球医药创新的浪潮中，中国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影响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以及与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之路必将迈入一个“质量与规模双双提升”的新阶段。从最初的模仿、跟随，到今天的源头创新，中国创新药的“大航海时代”已经真正到来！

不出海，就出局：行业共识与中国药企的魄力

进入2025年，“出海”这两个字，在医药行业的各类场合被反复提及，几乎成了大家口中绕不开的核心话题。而“不出海，就出局”这个行业共识，在这一年更是深入人心，成为越来越多药企的座右铭。这不仅仅是一种危机感，更是一种积极拥抱全球市场的雄心壮志。

今年5月20日，沈阳三生制药与美国辉瑞公司达成全球授权协议的消息，以其高达12.5亿美元的首付款和总计60亿美元的交易额，震惊了整个医药圈。这笔交易，让无数人再次看到了中国创新药的巨大潜力。到了7月24日，这份重磅协议正式生效，双方的合作也进一步深化。在5月20日公告所披露的12.5亿美元首付款基础上，三生制药还将额外获得1.5亿美元的款项，这笔资金用于进一步授予美国辉瑞SSGJ-707在中国内地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利。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辉瑞还将认购三生制药价值1亿美元的普通股股份，这不仅仅是产品授权，更是一次资本层面的深度绑定，显示出国际巨头对中国创新药企长期价值的认可。

实际上，国产创新药“出海”交易井喷的盛况远不止三生制药这一例。今年上半年，包括联邦制药、恒瑞医药、和铂医药、石药集团、信达生物、映恩生物、康诺亚、迈威生物等在内的多家国内知名药企，都纷纷将自己的创新管线推向国际市场。这些交易项目涵盖了单抗、双抗、GLP（胰高血糖素样肽）、ADC（抗体偶联药物）等当前国际医药领域最热门的靶点，所针对的疾病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肿瘤、自身免疫疾病、减重等多种常见且需求巨大的疾病类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药企向国际跨国药企发起的海外授权交易就超过了70笔。根据部分已披露的数据，这些交易的首付款总额已接近30亿美元，而交易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31.36亿美元！这些数字，是实打实的成绩，也是我们中国创新药走向世界的有力证明。

从首付款金额来看，今年3月，丹麦诺和诺德公司与联邦制药达成合作后，其交易预付款排名第二，为2亿美元，仅次于三生制药与美国辉瑞的交易。这次独家许可协议所涉及的核心标的，是联邦制药自主研发的GLP-1/GIP/GCG三靶点受体激动剂UBT251。在这场意义非凡的交易中，丹麦诺和诺德公司获得了该产品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独家权利。作为回报，联邦制药将获得丰厚的收入，其中包括高达2亿美元的预付款，以及最高可达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同时还将根据该产品在所授权地区的年度净销售额，收取分层销售提成。这样的合作模式，既保障了联邦制药的创新投入，也为产品的全球化商业成功铺平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UBT251目前仍处于早期的临床开发阶段。截至目前，该管线已在中国获批开展针对成人2型糖尿病、超重或肥胖、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和慢性肾脏病（CKD）的临床试验，并在美国也获批开展了针对成人2型糖尿病、超重或肥胖以及慢性肾脏病（CKD）的临床试验。这说明，即使是早期阶段的创新成果，只要潜力巨大，同样能够吸引国际巨头的目光，获得高额的合作授权。

对于这次交易的具体细节、产品估值以及合作契机等问题，联邦生物总经理曹春来并未直接向我们透露太多，他表示：“未来对外宣传还需要与合作伙伴（丹麦诺和诺德）进行充分沟通。”这体现了双方在商业合作中的严谨和互相尊重。

参与本次交易的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泱律师向我们介绍道：“这次交易能够顺利促成，是双方商业利益高度契合与当前市场趋势共同推动的结果，更是交易标的产品UBT251本身价值优势的体现。联邦制药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实现创新转型，积极深化布局并持续拓展全球市场。而近年来，中国创新药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际制药巨头的关注，这些跨国公司非常乐意通过许可交易的形式，在中国市场发掘并投资那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潜力产品。”

“交易完成后，我们将尽快把UBT251推进到肥胖适应症的全球1/2期试验中。”丹麦诺和诺德方面充满信心地表示。今年6月20日，联邦制药也对外公布，已收到来自丹麦诺和诺德的预付款1.8亿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标志着合作的实质性进展。

被业内誉为“中国BD数量之王”的和铂医药，在今年6月下旬再次宣布了一笔重磅的海外授权交易。他们与日本制药巨头大冢制药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将其自主研发的BCMA/CD3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TCE）HBM7020的全球开发权益（大中华区除外）授权给了大冢制药，这笔交易的总金额高达6.7亿美元。

和铂医药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劲松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合作是双方基于对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领域技术突破的共同追求而达成的。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持续攀升，而传统的治疗方法在疗效和安全性上都存在明显的局限。T细胞衔接器（TCE）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为这一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

王劲松博士进一步阐释道：“日本大冢制药借助其子公司Visterra的抗体药物平台，正在逐步拓展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的研发管线。而其在药物开发方面的深厚经验以及在亚太及欧美市场的强大渠道网络，正是和铂医药所看重的战略优势。同时，和铂医药则依托我们独特的Harbour Mice®全人源抗体平台与HBICE®双抗技术平台，在TCE分子设计上实现了差异化创新。可以说，双方的合作不仅高度契合全球医药市场对新型免疫疗法的迫切需求，更深刻体现了技术互补与资源协同的战略价值。”

截至目前，和铂医药已经完成了17次商务拓展“出海”交易，成为中国“出海”交易数量最多的药企，这一成绩也彰显了其在国际合作方面的经验和实力。

联邦制药和和铂医药的成功案例，正是近年来中国创新药“出海”实践的生动缩影。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一个在行业内广泛达成的共识：无论是对于老牌制药企业，还是对于充满活力的本土生物技术公司（Biotech）来说，“出海”都已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走出国内，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企业才能获得更具价值的商业回报。”司南智药首席执行官李逸石对此直言不讳。

国际跨国药企的“淘宝”之旅：筛选与博弈的智慧

中国创新药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在频繁涌现的巨额交易中，我们总能看到国际跨国药企（MNC）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到2025年这十年间，美国默沙东、美国礼来制药、瑞士罗氏、美国辉瑞、英国阿斯利康、丹麦诺和诺德等多家国际制药巨头的对外扩张动作愈发频繁。他们通过高金额的战略合作、兼并收购和许可授权协议等多种方式，积极补充和优化自己的产品管线。而与中国药企的交易，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新媒网跨境了解到，DealForma的数据显示，2024年国际跨国药企引进的创新药中，有31%的产品都来自中国，这无疑是对中国创新药实力最好的肯定。

在商务拓展（BD）交易中，尽管选择是双向的，但通常情况下，在卖方（本土药企）与买方，特别是当买方是资金实力雄厚的国际跨国药企时，买方往往占据着主导优势。卖方则更多处于“待价而沽”的状态，需要充分的耐心和高超的博弈技巧，才能推动合作顺利达成。

宜联生物的创始人、董事长兼执行总裁薛彤彤，就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2024年年初与瑞士罗氏公司就靶向间质表皮转化因子（c-MET）的下一代ADC（抗体偶联药物）候选产品YL211达成合作之前，公司与罗氏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博弈与等待，最终才取得了理想的结果。薛彤彤坦言：“与大公司合作的过程中，要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谈判过程也相对漫长。”她强调：“只有伴随着我们产品、技术平台数据的深厚积累，以及在临床端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我们才能真正证明我们产品的创新性、优势，以及落地产品和差异化创新的能力，这样他们（国际跨国药企）才能逐步理解我们的技术理念，看到我们的价值。”

多位药企和投资界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在购买管线和项目方面，国际跨国药企都有一套自己的严谨标准和判断准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际跨国药企亚太区域负责人刘玲（化名）在今年的一次行业论坛中分享道，在商务拓展（BD）的选择上，他们的团队非常关注与公司现有管线相关的疾病谱系。从临床前候选化合物（PCC）阶段到已上市的产品，团队都会保持关注。而他们关注与选择的重点，则是这个产品是否具有真正的创新性，以及是否具备足够的差异化优势。

根据梳理，一般来说，在商务拓展（BD）交易中，作为买方的国际跨国药企通常会基于全球范围内高度关注的疾病领域来筛选管线，并设立专门的中国或亚太地区合作负责人来对接有意向的中国企业。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交易流程需要经过多环节的层层筛选和匹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匹配的情况，都可能导致交易终止。

刘玲进一步解释说：“前期阶段，我们针对不同的疾病领域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负责人。如果项目符合我们的初步意向，商务拓展相关人员就会进行初步评估。如果符合公司的战略方向，就会推进到下一步，交由固定负责人进行多轮次的沟通和交流，深入评判项目是否与公司的战略，包括与疾病谱系和在研管线的匹配程度。如果这些都符合条件，我们就会签署保密协议（CDA），然后进行更深度的交流与问答。”她强调，在交易初期，双方需要共享未公开的研发数据、临床试验结果、专利信息、商业计划等敏感内容，而保密协议（CDA）则确保这些信息不会被泄露或用于非合作目的。

刘玲表示，这些情况都匹配后，才能进入到后续的商务拓展流程。“很多时候，商务拓展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如果没有立即交易，并不意味着就此关闭，也许只是想持续关注最新的数据进展，等待合适的阶段再正式进入商务拓展谈判。”她认为，如果能在合适的时机，且产品具有足够的差异化优势，就应该尽早地与对方进行交流。

多位国际跨国药企中国区商务拓展负责人表示，每家国际跨国药企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架构和战略思考，不同地区的资源配置和调控模式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商务拓展的交易流程总体上是大同小异的，只是推进流程所需的时间长短，会根据双方在数据、产品管线以及价格等方面的匹配程度而定。

一位国际跨国药企相关负责人许云（化名）在今年的一次论坛中谈到：“在签署保密协议（CDA）之前，我们会做更详细的尽职调查。一旦签署了CDA，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通常来说，如果我们手上有所需的所有数据，这个项目的推进会非常快，预计2个月左右就能完成；但绝大部分项目都会缺乏部分数据，因此我们需要进行验证和补充，特别是有些时候还需要临床数据的验证，这会非常耗时，可能长达1到2年。只要最终数据到位，产品格局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就会继续签约。”这个漫长而严谨的过程，对作为卖方的中国药企来说，无疑是耐心和定力的极大考验。

“做跨境交易需要有耐心，很多时候国际巨头需要更进一步地看到管线的真正价值，需要有更进一步的临床数据来佐证，才能持续推进。交易的最终达成，实际上是基于临床数据、市场的前瞻性以及与公司内部战略的吻合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商务拓展的双方需要有良好的互动，才能清楚地知道彼此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瓶颈在哪里，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天超资本管理合伙人王玥月一针见血地指出。

创新药如何估值？这场“淘宝”中的价值标尺

国际跨国药企（MNC）对中国创新药资产的筛选与布局，其本质上是基于“价值判断”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核心在于寻找“性价比最优”的创新资产。而创新药的估值，正是这场全球“淘宝”之旅中的关键标尺。交易双方对管线价值能否达成共识，直接决定了国际跨国药企的投资规模，以及中国药企通过商务拓展（BD）交易能够获得的回报。因此，当双方坐到谈判桌前，“钱该怎么算”就成了最核心、最关键的命题。

国际跨国药企需要对管线的潜在价值进行全面评估，从而确定一个合理且有竞争力的报价。而本土创新药企则需要通过精密的估值测算，判断这笔交易能否覆盖其高昂的研发成本，并为后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这背后，是一套从临床价值到商业潜力的完整估值逻辑，它不只是简单的数字游戏，更是对未来市场和患者需求的前瞻性判断。

国盛医药在今年6月发布的研报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清晰的估值路径：假设某一国产创新药物在国内市场的销售峰值能达到10亿元人民币，那么仅在国内的估值可能就高达40亿元人民币（按照4倍销售收入PS估值）。而如果这款产品能够顺利“出海”，考虑到海外更强的商业保险支付能力和更为广阔的市场环境，其在海外有望实现20亿美元的销售额。如果按照10%的利润分成计算，这笔收入将达到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4亿元。如果以20倍的市盈率（PE）计算，那么海外的估值就可能高达280亿元人民币。在商务拓展（BD）成功阶段，如果再进行20%的风险折价，估值也能达到56亿元人民币。“在第一个三期临床试验开启后，可以打入50%的估值，即140亿元人民币。后续50%的估值将伴随产品上市以及商业化申报而逐步实现。目前，国内很多创新药企在BD成功后的市值，通常处于第一个40亿至96亿元人民币的估值阶段，后续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如果BD成功，其估值约为96亿元；如果进入第一个三期临床试验，估值则可能达到180亿元；当产品最终上市以后，其估值甚至可能达到320亿元人民币。”这份研报详细地拆解了创新药估值从国内到国际、从早期到晚期的潜力跃升。

这些数据直接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这款产品究竟好不好？它能不能满足商务拓展交易双方的需求？又是否能为创新药企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最终实现其商业价值？答案呼之欲出——“好产品才是根本！”。康诺亚首席财务官张延荣表示，对一家企业而言，都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真正帮助患者受益，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在他看来，一款产品想要在海外市场实现其应有的商业价值，就必须从立项阶段开始，就清晰地界定“好产品”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让这款产品一步步走到最后，赢得成功。“好产品就意味着，必须要有足够亮眼的临床数据来支撑。”张延荣强调。

纽福斯生物首席技术官肖溯也充满信心地表示：“在我看来，中国庞大的患者存量、高效且低成本的早期临床试验推进能力，以及对已知靶点产品分子进行快速工程优化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海外买家的普遍认可。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也希望能够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共同把创新的蛋糕做得更大。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产品登上国际舞台，通过底层的创新和差异化的临床数据，赢得更高的定价权和市场地位。”

“好产品”的巨大价值，最终通过一纸许可授权（License-out）协议得以兑现。在这背后，是估值模型中每一个百分点的折现率，以及谈判桌上每一项条款的反复拉扯。当40亿元人民币与320亿元人民币之间的巨大价差，被层层拆解为“风险折扣”、“里程碑分成”、“供应义务”等具体条款时，这些数字便不再仅仅是财务模型中的假设，而是双方律师、投资人在协助企业博弈时，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权衡利弊的焦点。

所以，在经过“产品是否足够好”的科学判断之后，交易便进入了第二个战场——如何将这种“好”转化为“可执行、可退出、可分账”的法律语言和投资技巧，最终精准锁定符合各方利益诉求的商务拓展（BD）项目，并推动其顺利落地。

顾泱律师以他亲身参与的丹麦诺和诺德与联邦制药的交易为例介绍说，一个跨境的许可授权（License-out）项目，往往会涉及多个法域和多个专业领域的法律问题。在这次交易中，他们从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交易和谈判、合规、税务、反垄断、知识产权、数据合规等多个领域，为客户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支持，充分保障了客户的合法利益。

顾泱律师进一步强调：“一个海外授权项目，有很多事项需要双方达成一致，包括许可范围、财务条款、知识产权的安排、数据分享的安排、供应的要求等等，每一项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博弈。我们作为法律顾问，在许可授权（License-out）项目中，需要及时提示客户可能得到的利益、可能承担的工作义务以及目前双方的安排，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协助客户进行谈判和博弈。这不仅要力求推动双方达成合作，更要确保双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和平衡。”

出海下一步：从交易完成到争夺全球话语权

随着国产创新药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药企的“出海”征程也必然会从单纯地完成交易，向着争夺更高的全球话语权方向演进。这种演进不仅体现在持续攀升的交易金额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出海”模式的不断迭代升级，以及全球布局的深度和广度上。

CIC灼识咨询总监卢李康为我们回顾了中国创新药“出海”的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从2010年起步，一直到2019年，中国药企的“出海”项目数量还不到20个，多数产品集中在肿瘤领域，当时的国际化趋势尚未完全形成。随后，第二阶段从2020年开始，中国药企的“出海”项目数量大幅增长，仅这一年就新增了12个创新药“出海”项目，并且连续三年保持快速增长，到2022年达到了25个。与此同时，中国药企的“出海”模式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从最初简单的产品出口，逐渐演变为借船出海（License-out）、新公司（NewCo）模式、分离子公司、并购出海、自主出海以及平台出海等多种策略。这显示了中国药企在国际化道路上，策略越来越成熟，眼光也越来越长远。

伴随“出海”模式的多元演进，行业竞争也进入了更深层次的较量。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江远投资合伙人李佳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出海’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精准地筛选出我们想参与的商务拓展（BD）、新公司（NewCo）项目。而对于被投公司而言，我们也会积极建议，如何精准且高效地找到海外的合作伙伴。”他指出，以供给端和需求端为原点来分析，供给端可以看到，项目是源源不断的，中国创新药企不仅在国内“内卷”，也在“出海”中“外卷”，我们能看到大量的项目在推进。但是，就我们投资角度而言，精力与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用有限的精力，去寻找最精准的优质项目。

那么，精准筛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李佳安进一步解释道：“从需求端来看，大方向仍然是要深入了解国际跨国药企到底需要什么，无论是商务拓展（BD）还是新公司（NewCo）模式，其实本质上还是建立在国际跨国药企需求的基础上，因为很多庞大的国际跨国药企不太可能从零开始研发，它们有明确的需求；其次，我们会看有没有匹配的管理团队，他们是否有商务拓展的经验，能否持续推动管线或新公司项目的进展；最后，我们会观察到底哪些赛道、哪些子赛道比较火热，除了肿瘤这个传统主赛道，自身免疫疾病、代谢疾病领域也是当下大热的方向，包括围绕新机制、双靶点/多靶点开发的减重方向，我们都会特别关注。此外，例如眼科、肾病等领域，也是一些国际跨国药企存在明确需求但全球优质资产供给相对有限的领域，我们都会密切关注。”

以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和联邦制药的交易为例，丹麦诺和诺德方面表示，他们一直致力于为肥胖症、2型糖尿病和其他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并通过内部和外部创新来实现这一目标。与联邦制药达成的这项许可协议，就与其业务发展战略以及肥胖和糖尿病战略密切相关。“我们希望在心血管代谢疾病领域开发一系列差异化的治疗选择，增加一个靶向胰高血糖素、GLP-1和GIP的候选药物，将为我们的临床管线增加重要的选择性。”丹麦诺和诺德方面强调，这正是他们进行这次合作的重要考量。

许云也表示：“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大量的新项目，但我们只会挑选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重点的项目，其他的都不会看。但随着中国创新药生态系统越来越强大，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甚至准备在我们所覆盖的每个疾病领域，都安排一个人选，专门去跟进和交流中国的创新项目。”这足以说明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界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本土药企在“出海”征程中也愈发积极地寻求并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当法律框架与资本逻辑均已就位，交易能否最终顺利落地，关键便回到了企业自身：即筛选标准能否转化为可验证的执行方案。其中，清晰的适应症推进路径、可量化的阶段性里程碑，以及能与国际跨国药企高效对接的落地团队，这三者缺一不可。

王劲松博士表示，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他更在意将来“出海”是否能够覆盖更多疾病领域、持续迭代技术与分子，以及如何与全球国际跨国药企实现深度绑定。他指出，一方面，和铂医药将持续深耕免疫性疾病和肿瘤这两大核心疾病领域。除此之外，他们还将探索更多新的领域，比如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出海’是和铂医药的战略核心方向之一。未来，我们的‘出海’计划将围绕‘更全、更新、更深’这三大维度展开。”王劲松充满信心地说。

与英国阿斯利康的全球战略合作，便是和铂医药在与国际跨国药企深度绑定方面的一次成功探索。这项合作不仅包括基于Harbour Mice®全人源抗体技术平台在多个治疗领域的多项目授权许可协议（最长可达10年），而且英国阿斯利康还对和铂医药进行了1.05亿美元的股权投资。除此之外，双方还将在北京共同建设创新中心，这将是双方更深层次、更长远合作的体现。“在未来，随着和铂全球生态圈越来越壮大、成熟，全球越来越多的顶尖机构陆续与我们达成合作，相信会诞生更多类似的深度绑定模式。”王劲松展望未来。

多位企业受访者都一致认为，从生物技术公司（Biotech）的角度来看，中国创新药的发展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技术授权、管线授权、新公司（NewCo）等模式的加入，是企业从最初的“烧钱求生”阶段，走向“盈利增长”的关键一跃。新媒网跨境认为，“中国创新药正经历新的变革，‘全球化、差异化、可持续’将与中国创新药的下半场发展共生共荣，推动我们进一步从跟随创新（Me-too、Fast-follow）走向源头创新（First-in-class/Best-in-class），让更多中国原创的力量闪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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