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商业界长期秉持的自由市场原则，正面临来自总统特朗普政府行动的新型挑战。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对商业的干预应越少越好，这种理念曾深刻影响着美国各界。过往，强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往往积极发声，通过新闻发布会乃至法律诉讼，公开谴责他们认为的政府过度监管或增税行为。然而，面对总统特朗普近期针对私营企业的干预行动，这些曾立场鲜明的团体却显得异常平静。新媒网跨境获悉，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以往，美国商界主流意识形态坚信“政府管得最少，治理效果最好”。这种信念体现在多个方面：主张个人自由的团体往往会公开反对新的立法；广播节目和播客会讽刺那些“笨手笨脚”的官僚过度干预；实力雄厚的商业游说团体更会迅速通过新闻稿甚至法律诉讼，谴责他们眼中政府的过度监管或不合理税收。然而，当总统特朗普政府试图掌控私营企业时，这些声音却几乎销声匿迹。

具体而言，总统特朗普的干预包括：促成美国政府从英伟达（Nvidia）对华销售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通过社交媒体直接抨击个别企业高管；推动政府持有英特尔（Intel）的股份；以及利用行政权力施压那些他认为忠诚度不足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面对这些举措，曾经活跃的商业团体却集体选择了沉默。

以美国最大的商业倡导团体——美国商会为例。2024年，该商会曾起诉联邦消费者保护机构，原因是后者试图将信用卡滞纳金上限设定为每月8美元，商会声称该机构“超越了其法定权限”。再往前追溯，2023年，美国商会就《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有关医疗保险价格谈判的条款对拜登政府提起诉讼，认为此举将使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掌握“不受限制和约束的权力”。但在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商会对于其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强硬干预，公开表态却寥寥无几。

无独有偶，另一个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代表数百名首席执行官的游说团体——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也曾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其认为的总统通过税收和环境法规进行的“过度干预”。然而，在2025年，该组织对于总统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被部分分析师认为更接近部分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威权体制风格的资本主义模式，却鲜少公开发声。尽管这两个团体都曾批评总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并警告关税会损害美国企业，但对于政府对自由企业更直接的干预，它们都未发表任何意见。针对多次置评请求，美国商会和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均未作出回应。

“索伦之眼”效应：企业界的风险考量

总统特朗普，作为一位自称的“交易大师”，以一种令立法者、投资者和法律专家感到意外的方式，颠覆了标准的自由市场规则。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与商业道德教授菲利普·M·尼科尔斯（Philip M. Nichols）表示，突然之间，企业长期以来所依赖的法律保护似乎变得不再稳固。“任何企业或个人，只要敢于冒头，就可能面临无法估量的风险，”尼科尔斯在一次采访中指出，“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就像角马群过河，它们会等待别的角马先跳进去，然后才跟着跳。”

总统特朗普正在收紧对经济的控制，其方式被认为与一些国家的方法有相似之处。有外媒报道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贸易团体曾私下起草计划，旨在反击总统特朗普政府，以捍卫其商业利益。然而，由于担心招致白宫的愤怒，这些计划最终应成员公司的要求被搁置。一位制造业首席执行官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这里存在一种‘索伦之眼’的因素，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他指的是《指环王》中那个令所有人都臣服的角色。但他同时补充道：“但大家也认识到，如果企业与政府的议程保持一致，这个政府是愿意进行交易的。”

当涉及到对美国企业界施加影响力时，在总统特朗普看来，无论是大事还是小情，都值得他插手。2025年7月，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推出一款采用甘蔗糖的甜味产品，是响应其盟友“让美国再次健康”理念的体现，他为此居功。他经常公开批评他认为有“怠慢”行为的首席执行官；要求英特尔高管因未明示的冲突而辞职；并敦促高盛（Goldman Sachs）解雇其首席经济学家，此前该银行表示关税将推高消费价格（这一事实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属实，且在现实中正在显现）。

尽管其中许多强硬言论属于总统特朗普的惯常修辞，但他在2025年8月宣布与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和AMD达成的一项非正统（且可能涉嫌非法）的协议，仍令贸易专家感到震惊。根据协议，为了获得在中国销售产品的出口许可证，这些公司同意将其对华销售额的15%上缴给美国政府。有分析师将这一安排称为对私营企业的“敲诈”。

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干预在2025年8月再次升级。官方证实，政府正考虑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收购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股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表示，此举的首要原因是总统希望减少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芯片生产的依赖。但他同时透露，总统特朗普认为政府应该在科技巨头中拥有“股权”。

风险考量与历史延续

美国企业界对总统特朗普政府干预私营企业的沉默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自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后，许多企业所采取的社会进步主义姿态，在当下已逐渐失去其吸引力。与此同时，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也使得任何考虑公开发声的企业领导者都面临一场成本效益分析：是成为政府的打击目标，还是选择顺从并等待总统承诺的大规模减税政策。

华盛顿责任与道德中心的执行董事唐纳德·谢尔曼（Donald Sherman）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当一位领导人积极寻求将公职货币化，并积极利用总统权力伤害被视为敌人或任何未能充分屈服的人时，企业公民和普通民众都会受到伤害。”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未能有效抵制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表现出的反民主和威权倾向的自然和可预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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