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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法律实践中的新挑战：当两种判决意见相左，关于开曼ELP的诉讼主体究竟该如何确定？

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开曼群岛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加勒比海岛屿，更是全球众多跨境投资活动的注册首选地。想象一下，全球前50大银行中，有高达八成在这里设立了分支机构提供服务。就连中国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公司里，也有一半将注册地选在了开曼。更值得一提的是，开曼群岛还是全球对冲基金的聚集高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离岸基金架构，莫过于大名鼎鼎的“开曼豁免有限合伙企业”（Exempted Limited Partnership），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曼ELP。

新媒网跨境了解到，开曼ELP这个名字，对于很多深耕跨境投资领域的朋友来说，绝不陌生。甚至有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流传甚广：如果说欧洲的卢森堡是公募基金的乐园，那么，开曼群岛无疑就是私募基金的福地。作为开曼私募基金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开曼ELP采纳的是有限合伙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相关的基金管理活动通常不被归入开曼经济实质法及其指引下的“基金管理业务”范畴。这意味着，它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于满足严格的经济实质要求，从而在运营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正因为这种独特的优势，开曼ELP基金的注册数量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在开曼群岛活跃运作的合伙型基金已达到惊人的37,075家。仅仅在2021年这一年，新设立的合伙基金就高达5,778家。在这庞大的数字背后，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开曼ELP，足以见证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强大吸引力与活力。这种增长，不仅体现了全球投资者对开曼法律环境的信任，也反映出市场对高效、灵活的投资架构有着持续的需求。

然而，随着投资活动的日益活跃，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也变得愈发复杂。当纠纷出现，尤其是在涉及开曼ELP的投资争议中，一个核心问题常常困扰着各方：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究竟该起诉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简称GP），还是可以直接将ELP作为诉讼对象？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法律原理和实践难题。

遇上投资纠纷，到底该找谁说理？

在日常的法律语境中，我们知道开曼ELP本质上是一个合伙企业。与独立的法人实体不同，它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这意味着，所有的投资决策、日常管理乃至对外签署的各种合同，都必须由其普通合伙人（GP）来全权负责。GP就像是ELP这艘大船的掌舵人，负责指引方向，处理一切航行事务。

那么，当不幸遭遇投资纠纷，资金链出现问题，或者投资协议无法顺利履行时，按照我们直观的理解，自然会觉得：这还用问吗？ELP既然是合伙企业，其一切行为都由GP主导，当然是直接起诉GP最为顺理成章。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深入探讨的吗？

的确，从传统的法律逻辑来看，对于一个合伙企业，直接追究其普通合伙人的责任，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毕竟，GP对ELP的所有债务和义务负有无限责任，这在法理上是清晰明确的。然而，现实世界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实际操作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开曼ELP的GP，其注册地可能并不在开曼群岛本地，而是设立在其他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更复杂的是，一个GP可能同时管理着多家甚至几十家不同的基金，其业务范围和关联结构错综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权人想要起诉远在异地的GP，就可能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法律障碍。首先是“管辖权异议”的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院，对于案件的管辖权认定往往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诉讼过程漫长而曲折。其次，即使获得了判决，如何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对GP的资产进行“执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能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面对这些实际困难，债权人自然会思考一个更为直接、更有效率的途径：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起诉ELP本身，而无需绕过其远在他乡的GP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它牵涉到开曼群岛复杂的法律规定，以及不断演进的司法实践。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核心争议，我们首先需要深入剖析开曼ELP的法律规管框架及其基本构造。只有充分了解其“基因”，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在法律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变数”。

深度解读开曼ELP的法律框架与核心特性

要理解开曼ELP在法律诉讼中面临的特殊境地，我们必须先从它的法律“DNA”入手。开曼ELP主要受到《开曼豁免有限合伙企业法案》（简称《ELP法案》）的严格规管，同时，《公司法》和《合伙法》的相关适用条款也对其产生影响。这些法律共同构建了ELP的运行基石，并赋予它一系列独特的核心特征。

首先，一个开曼ELP的成立，必须由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组成：其一，是至少一名普通合伙人（GP）；其二，是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LP）。GP的角色至关重要，它在ELP资产不足以偿还债务和履行义务时，需要对ELP的所有债务和义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意味着其个人资产也可能面临风险。相比之下，LP的责任则被严格限制，他们只需对ELP承担不超过其出资额的债务或义务，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这种责任的分层设计，是吸引众多投资者选择ELP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在提供投资机会的同时，也有效控制了投资者的风险敞口。

其次，也是我们讨论核心问题的关键点之一，开曼ELP本身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这一点意味着，ELP在法律上不能像公司那样，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持有财产。这与我们常见的公司实体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更像是一个由GP和LP共同组成的“协议集合”，而非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主体。

正因为ELP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所有的权利和财产，在法律上都必须以“法定信托”的方式，由普通合伙人（GP）代为持有。也就是说，GP不仅仅是基金的管理者，更是基金资产的“受托人”。GP以自己的名义持有ELP的资产，但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最终仍归属于ELP及其合伙人。这种结构设计，旨在确保基金资产的清晰管理和分离，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法律追索的复杂性。

最后，ELP的所有业务活动，都必须由有权代表ELP订立合约安排的GP来执行。GP是ELP的法定代理人，它的一举一动都直接代表着ELP的意志和利益。无论是投资决策、融资活动，还是日常的运营管理，都离不开GP的专业运作和决策。可以说，GP是ELP的“大脑”和“手脚”，是其对外开展一切活动的实际执行者。

然而，正是这些核心特征，在《ELP法案》的具体条款中，引发了我们前文提到的争议。例如，《ELP法案》第33(1)条就明确规定：“ELP的法律诉讼只能由一名或多名GP发起，而LP不得成为诉讼的一方或在诉讼中被提名。”这条规定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在法律程序中，ELP的“出面人”只能是GP。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ELP法案》第36(3)条。该条规定，《公司法》第V部分和《2018年公司清算规则》的规定，原则上应该适用于ELP的清算。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公司法》第V部分中提及“公司”的地方，也应理解为包含了ELP。然而，此条款又附加了一个限定条件：“除非条款与本法不一致，且在任何不一致的情况下，《ELP法案》应优先适用”。这个限定条件就像一个悬念，为后续的司法解释和实践留下了巨大的探讨空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具体情况与ELP法案的条款存在“不一致”时，我们又该如何权衡和取舍？这正是两位法官在近期判决中产生分歧的关键所在。

最新判决：Formation Group (Cayman) Fund I LP 案给出的新思路

正是针对前述那些复杂且充满争议的法律问题，开曼群岛的司法实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探索。外媒披露，在2022年4月21日，Kawaley J法官在审理“Formation Group (Cayman) Fund I LP”一案时，就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审判决。这项判决的出现，无疑为长期以来困扰业界的疑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突破口”。

在新媒网跨境看来， Kawaley J法官在这起案件中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他认为，清算呈请可以直接针对ELP本身提出，而无需仅仅局限于针对其普通合伙人（GP）。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法律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它挑战了部分传统的法律认知。那么，这位法官究竟是基于哪些严谨的法律逻辑和考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呢？

他首先指出，《ELP法案》第33(1)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禁止法律程序可以针对ELP本身。相反，这条规定更像是为了保护有限合伙人（LP）不被直接起诉而设立的一般性规则，强调了法律诉讼通常只针对GP，而非LP。换言之，这条条款的立法原意，更多是划清LP的责任边界，而不是限制ELP作为被诉主体的可能性。

其次，Kawaley J法官特别强调了《ELP法案》第36(3)条的重要性。该条款明确规定，《公司法》第V部分——也就是关于公司清算的部分——同样适用于ELP。并且，为了适用性，在《公司法》中提及“公司”的地方，应当也包含ELP。因此，即使《公司法》第91条没有直接提及ELP，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ELP就不在此条的适用范围之内。法官认为，这种解释符合立法意图，旨在为ELP的清算提供一套可操作的法律框架。

再者，从《ELP法案》第36(3)条的立法历史和司法实践来看，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确保ELP能够按照《公司法》第V部分规定的公司清算方式，进行等同的清算程序。这表明，立法者在设计这些条款时，已经预见到ELP在特定情况下，例如面临财务困境时，也需要一套明确的清算机制来处理。

第四，Kawaley J法官认为，《ELP法案》第36(3)条是一项专门针对ELP清算而制定的具体条款。在法律解释的原则中，具体条款通常优先于一般条款。因此，不能因为第33(1)条规定法律程序通常针对GP，就此推翻第36(3)条关于ELP清算这一具体问题的适用。这两条规定应当被视为各自针对不同情境，并具有各自的效力范围。

第五个理由则更加贴近商业现实。法官指出，ELP的业务运营，在很多情况下，是独立于GP的其他业务的。一个GP可能同时管理多个基金，每个基金都有其独立的投资组合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将ELP和GP分开进行清算，显得更为合乎逻辑。如果强行要求债权人只能通过GP来清算ELP，可能会因为GP复杂的其他业务而拖延清算进程，甚至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直接针对ELP进行清算，有助于提高效率，并更好地保护基金投资者的权益。

最后，Kawaley J法官还引申了传统合伙企业的法律实践。他强调，ELP即使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法律诉讼的一方。他指出，根据《大法院规则》第81号命令第1条的规定，传统的合伙企业也可以以合伙企业的名义提起诉讼或被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在开曼的法律框架下，缺乏独立法人资格并不等同于完全不能成为诉讼主体。这一论点为直接起诉ELP提供了更广泛的法理支撑。

这项判决，无疑为开曼ELP的法律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寻求救济的债权人，特别是那些GP位于不同司法管辖区、追索困难的债权人，提供了一条看似更加直接和高效的路径。然而，它的出现，也使得开曼的法律界迎来了一场关于ELP诉讼主体认定的“左右互搏”。

判决“打架”：开曼ELP、债权人、投资者到底该何去何从？

Kawaley J法官在“Formation Group (Cayman) Fund I LP”一案中所作出的判决，正如我们所说，是相当“特别”的。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项判决与仅仅在几个月前，也就是2021年10月，由Parker J法官在“Padma Fund LP”一案中作出的另一项一审判决，存在着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的“打架”现象。两位法官，面对相似的法律问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无疑给整个开曼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困惑。

在Parker J法官审理的“Padma Fund, LP”一案中，他给出的结论是：开曼大法院对于债权人呈请将ELP予以强制清算，并没有管辖权。换句话说，Parker J法官认为，债权人如果想要寻求法律救济，其补救措施应该仅仅限于对GP启动诉讼程序，而不能直接针对ELP本身。这项判决，似乎更加契合了《ELP法案》第33(1)条的字面表述，即诉讼程序通常指向GP。

Parker J法官在作出这一判决时，其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考量。他的潜在辩护理由或许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尤其是在ELP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其全部债务时，考虑到普通合伙人（GP）最终需要对ELP的债务负有无限责任，那么债权人直接寻求对GP（而非ELP）进行清算，可能才是更为合理、更为可取，甚至是在实际操作中更为有效的补救措施。毕竟，最终的“买单人”是GP，直接针对GP，可以避免在ELP资产不足时再次转向GP的复杂程序。这种观点，强调的是GP的终极责任，以及从风险承担角度出发的救济路径。

然而，Kawaley J法官的视角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如果ELP本身具备足够的偿付能力，能够覆盖其全部债务，那么，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追索GP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对GP采取诉讼行动，反而显得多此一举，甚至会因为GP可能注册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或者同时管理着众多不同的基金，而使得追索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和低效。Kawaley J法官的观点，更侧重于法律实践的效率性和债权人救济的直接性。他认为，当ELP有能力自行解决债务问题时，直接针对ELP进行诉讼，无疑是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一审判决，就像是两条平行的铁轨，在关键的路口突然分叉，让原本清晰的路径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开曼ELP的管理者、广大的投资者以及面临债务追索的债权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在未来的法律实践中，究竟哪一种路径才是被认可的，哪一种做法才能提供最坚实的法律保障。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增加了法律风险，也可能影响到开曼群岛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

一点看法

开曼ELP架构作为私募股权基金领域最受欢迎的投资工具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与一个庞大且活跃的基金融资市场紧密相连。在这个市场中，全球各地的银行、投资机构以及其他贷款人，都愿意向ELP注入大量的资金，支持其各项投资活动。通常情况下，按照标准的协议条款，债权人对开曼ELP的普通合伙人（GP）是拥有追索权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对基金进行贷款或投资的信心基础。

然而，如今两位法官在关键问题上的判决“打架”了。这不仅仅是法理上的探讨，更是对实际商业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局面，无论是开曼ELP自身，还是其相关的争议各方，例如投资者、贷款人和管理者，都陷入了困境，不知道未来该如何行动。

新媒网跨境认为，答案非常明确：除非开曼立法机构能及时启动改革，对《ELP法案》的相关条款进行进一步的廓清和完善，我们目前只能等待上诉法院或更高一级的枢密院，对这些争议判决作出最终的、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在此之前，开曼群岛法律对于ELP清算、以及谁可以作为诉讼主体的规定，仍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毕竟，一审判决对于其他一审法官并没有强制约束力，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法院，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打架”判决。

这种不确定性，对开曼群岛所有ELP基金的投资者、贷款人、债权人和管理者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商业重要性。清晰的法律规则是市场稳定和信心的基石。大家都在期待一个明确的指引，以便能够更好地评估风险、规划投资、并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

市场是最高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它也是推动法例更新和司法实践进步的强大加速器。我们相信，这种由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判决打架”现象，最终会促使开曼群岛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环境。时间很快会给出答案，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期待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公正、更符合市场预期的法律框架能够早日确立。这将不仅是对现有问题的解决，更是对开曼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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