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巨资流向惊变！监管出手，重塑全球经济未来！

在全球经济的复杂变局中，各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动向总是备受瞩目。长期以来，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与量化紧缩（QT）政策，似乎是引导市场潮汐的关键力量。然而，当美联储逐步结束自2022年启动的量化紧缩，并着手探讨未来的“准备金管理式购债”时，市场的目光，或许已悄然转向了另一片更深层次的金融图景。

新媒网跨境获悉，就在美联储调整其资产负债表策略的同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道更深处的一些关键变化，可能正在重新定义未来数字金融的格局。此前颁布的《强化美国数字金融技术领导力》行政命令，以及美国国会提出的《央行数字货币反监控法案》（H.R. 5403），均表明美国推出由央行直接发行的数字货币（CBDC）至少在当前已被搁置。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构建的任何“数字美元”体系，都将主要依托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私营机构发行的美元支持稳定币，而非由美联储推出自己的数字应用。

这一转变引出了一个比量化宽松与量化紧缩之争更为根本的问题：商业银行究竟将资金贷向了何方？

十年前，英国央行发布的一篇文章《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创造》便明确指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绝大多数货币并非由中央银行购买证券而创造，而是当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产生。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监管机构和标准制定者通过风险权重、资本规定、税收待遇以及数据要求等手段，来塑造银行贷款投向的方式，其对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可能丝毫不亚于美联储对资产负债表的任何调整。

我们可以从银行信贷的三种主要用途，来更清晰地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第一种是消费信贷。这类信贷主要用于短期消费支出，例如信用卡余额、透支额度以及当下流行的“先买后付”计划等。这类贷款虽然刺激了即时消费，但若过度泛滥，可能导致家庭负债累累，而其收入能力和新增生产力却未能同步提升，留下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二种是资产市场信贷。顾名思义，它主要用于购买现有房屋、商业地产和各类金融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包括国际清算银行关于信贷与资源配置的最新报告，都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当信贷的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时，即便总体信贷增长保持不变，资产价格的波动（即繁荣与萧条）也会变得更为剧烈，而长期生产力增长却可能因此放缓。换言之，这类信贷往往只是推高了现有资产的价格，并未真正创造新的财富或提升生产效率。

第三种，也是最关键的一种，是生产性信贷。这种信贷是用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例如工厂建设、设备购置、基础设施升级以及软件开发等。当一家制造企业添置新的生产线，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改造其电网，或者一家物流企业升级其运输车队时，背后正是生产性信贷在发挥作用。这类信贷虽然看起来不那么“光鲜亮丽”，却实实在在地为未来的生产力提升和生活水平改善奠定了基础。它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创新和发展的源泉。

回顾过去几十年，许多发达经济体都陷入了一个共同的模式：越来越多的信贷被用于现有资产的融资，而非新的生产活动。这种倾向带来的明显症状，我们并不陌生：高企的房价、被过度拉伸的市盈率，以及普遍的生产力增长乏力。

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而直接的：并非所有信贷都是等价的。同样一笔银行贷款，既可以用于推高现有资产的投机性竞争，也可以实实在在地拓展生产力边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

虽然监管机构不直接签署贷款文件，但他们设计和维护着金融体系的“管道”，巧妙地引导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走向。例如，在巴塞尔协议框架下，抵押完善的住宅按揭贷款和许多房地产贷款，通常会比那些虽然现金流稳健但缺乏硬性抵押品的中小企业贷款，享有更低的风险权重。这意味着，银行在向房地产等领域放贷时，所需计提的资本金相对较少，这在无形中鼓励了资产市场信贷的增长。

目前，美国正在推进实施所谓的巴塞尔协议III“最终方案”，尽管最初的方案在业界和政治压力下正在进行调整，但其目标是重新校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方式。如果这一校准未能充分考虑信贷构成，它可能会无意中惩罚对生产性企业的贷款，而相对偏爱针对不动产或证券的贷款，从而进一步加剧信贷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除了风险权重，抵押品、担保以及税收政策也都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房地产和有价证券通常是最容易估值、质押和变现的抵押品。相比之下，那些为特定生产项目设计的信贷，获得美国政府担保和信用增强的机会较少，而可证券化的贷款则更容易获得这些支持。此外，例如抵押贷款利息的可抵扣性、房地产和证券的资本利得优惠，以及根据“预期信用损失”（CECL）模型计算损失准备金的方式，都倾向于在边际上使资产市场信贷更具吸引力。这些制度设计共同营造了一个环境，使得资本流向资产市场而非实体生产变得“自然而然”。

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量化紧缩，都更像是调节“管道”中水量多少的工具，而信贷流向的方向，却是由其他机制所设定的。

美联储决定结束量化紧缩，采取新的准备金管理式购债模式，以及美国有效否决央行数字货币的举措，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现实：真正影响深远的变革，正发生在银行监管和私营部门数字货币领域，而非又一场宏大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实验。这为银行业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去重新聚焦并运用他们独特掌控的权力。

新媒网跨境认为，监管机构可以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将信贷引导至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和长期增长的方向。

首先，他们可以统一且公开地衡量贷款用途。目前的监管报告和监管数据，应以可比较的方式，清晰地反映每家银行的贷款投向：有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资产市场购买，又有多少真正投入了生产性资本形成。毕竟，如果不能准确衡量，便无法有效引导。

其次，他们可以发布简明的信贷构成“成绩单”。当监管机构发布金融系统健康状况报告时，除了传统的资本充足率和压力测试结果，还应展示整个系统是更倾向于抵押贷款和证券，还是更侧重于生产性贷款。这能帮助市场和社会更直观地了解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健康状况。

第三，在修订巴塞尔协议III最终方案时，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审慎地调整风险权重和资本缓冲，并明确以信贷构成作为重要考量。在损失经验并未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应消除资产市场信贷所享有的机械性优势。同时，监管指南应明确指出，经过良好审查的生产性信贷，并非天生就带有“可疑”的标签，这有助于打消银行对生产性贷款的顾虑。

第四，监管机构应协调税收、会计和审慎规则，以避免它们在同一方向上过度倾斜。当前的资本规定、税收激励、损失准备金标准以及政府担保等，其相互作用往往过于偏向抵押贷款和证券。跨部门的审查可以识别出，通过适度调整，如何使银行在向生产性能力而非仅仅是房地产放贷时，能够保持一个更加中立和平衡的激励环境。

诚然，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健，始终是监管机构的首要职责。然而，在一个安全可靠的金融体系之内，将更多的信贷导向生产性活动，而减少一些对现有房屋和证券的竞价，或许是监管机构手中所掌握的最强大、最具前瞻性的经济增长政策。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战略性引导，金融体系将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可持续的繁荣。

新媒网跨境预测，未来几年，全球金融监管的焦点将更多地从单纯的风险控制，转向更积极的信贷结构优化和资源配置引导，以期在全球经济转型期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增长动能。

新媒网（公号: 新媒网跨境发布），是一个专业的跨境电商、游戏、支付、贸易和广告社区平台，为百万跨境人传递最新的海外淘金精准资讯情报。

本文来源：新媒网 https://nmedialink.com/posts/bank-funds-flow-shock-regs-shape-econom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