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近2成司机是老人！一把车钥匙引爆家庭矛盾！

当岁月赋予的特权走向“终点”

人生旅途，总是充满着各种仪式感。少年时，一张崭新的驾照是通向成人世界的象征，它代表着自由、独立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当我们年迈，身体和认知机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时，被迫交出车钥匙，这又是一场截然不同的“成人礼”，它更像是一种与过往生活方式的告别。对于许多老年朋友来说，开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它更是个人独立自主、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体现。

一位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临床社会工作者葛洛丽亚·吉萨斯女士曾感慨道，许多老年人将驾驶视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旦失去，他们可能会觉得生活失去了重心，甚至认为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因此，面对子女或其他亲友提议不再开车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不愿轻易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

这份独立自主的渴望，在社会发展中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些城市化程度高、地域广阔的地区，比如美国南加州，公共交通系统可能还未能完全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在这种环境下，私家车几乎成为了连接生活、文化、社交等各个方面的必需品。对于老年人来说，开车去超市采购生活用品，参加社区活动，或是接送孙辈上下学，这些日常琐事都与他们的驾驶能力紧密相连。一旦这份能力受限，他们的生活半径和社交圈都可能随之缩小，从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对于老年驾驶员的家庭来说，这更是一个充满情感挑战的难题。它常常会在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划下一道无形的鸿沟。亲属们往往是第一个发现老年人驾驶能力下降的人。他们深知，亲手“剥夺”亲人的独立性，会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那种既担忧亲人安全，又不忍心限制他们自由的纠结，让无数家庭陷入两难。在新媒网跨境看来，这种困境不仅考验着家庭成员的智慧，也呼唤着社会各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地平衡老年人的独立需求与公共交通安全。

社会对于年轻人何时可以开始驾驶，大多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年满18岁（或16岁）即可考取驾照。但对于何时应该放弃驾驶特权，却从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美国南加州汽车俱乐部交通安全经理阿琳·迪尔曼女士曾明确指出，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巨大。她见过九十多岁依然是优秀驾驶员的老人，也见过五六十岁甚至三四十岁，却并不适合驾驶的人。这充分说明，驾驶能力并非简单地与年龄画等号，而是与个体身心状况息息相关。

然而，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驾驶员的数量持续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根据外媒数据显示，在1990年，美国道路上的老年驾驶员出行量约占总量的6.7%。但联邦政府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增长近三倍，达到约19%。这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将看到更多老年驾驶员的身影。因此，确保老年驾驶员的出行安全，已不再是某个家庭的私事，它需要家庭成员、医生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以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包容的交通环境。

很多时候，引发家庭成员讨论老年人是否适合继续驾驶的，往往是他们的身体或精神健康状况出现了变化。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或黄斑变性等眼疾，可能会严重影响老年人阅读交通标志、判断距离的能力。关节炎等疾病，则可能导致头部转动困难，影响倒车视线，或是使脚部在刹车和油门之间切换不灵敏。此外，一些常用药物，比如降血压药，也可能引起嗜睡或反应迟钝的副作用。而对于患有中度至重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力，从而在驾驶过程中做出错误决策，对自身和他人造成潜在危险。虽然轻度认知障碍本身并不一定完全排除驾驶的可能性，但对这种疾病的早期识别和评估至关重要。

尽管亲属们最能敏锐地观察到老年驾驶员技能的下降，但他们往往不愿主动提及，更不愿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这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担忧：他们害怕一旦挑明，亲爱的配偶或父母会因此感到沮丧、愤怒，甚至拒绝沟通，导致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出现裂痕。葛洛丽亚·吉萨斯女士在为那些面临老年人驾照失效困境的家庭提供咨询时指出，另一个让子女们感到纠结的因素，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得不承担起主要的驾驶责任，随之而来的牺牲感和委屈感也让这份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吉萨斯女士会引导这些家庭，积极寻求专业的交通服务、家庭护理以及心理健康支持，帮助他们平稳度过这一转折期。

有时，一场事故，或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比如驾驶员迷路，会迫使家庭不得不采取行动。对美国加州埃斯蒂·拉海夫女士而言，第一次察觉到丈夫约瑟夫的驾驶能力开始衰退，是在1997年8月。那天，他驾车外出，失踪了几个小时，甚至错过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回来后也无法解释自己的行踪。

随后的另一起事件更是敲响了警钟。一天早上，约瑟夫从位于洛杉矶影城区的家中出发，本应去参加高尔夫球赛，却迟迟未到。几个小时后，他从卡拉巴萨斯的一个购物中心打来电话，焦急地告诉妻子找不到自己的车了。最终，在警方直升机的协助下，那辆严重受损的汽车在几英里外的一条沟渠里被发现。

这次事件后，约瑟夫·拉海夫先生，当时已80岁，并被诊断出患有认知障碍症，但他依然强烈渴望开车。起初，埃斯蒂女士有时还会把自己的车借给他。然而，在意识到风险后，她最终将车钥匙从他的钥匙串中取下。1999年，一位神经科医生确诊约瑟夫患有认知障碍症，并将诊断报告提交给了当地车管部门。几个月后，车管部门通知约瑟夫需要参加笔试。但他在家中学习备考指南时，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力不集中。为了避免他遭受考试失败的打击和羞辱，埃斯蒂女士最终决定不让他参加笔试。埃斯蒂女士回忆说：“这对约瑟夫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他真的不想放弃驾驶。”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家庭成员的耐心和理解至关重要，而如何以温和的方式引导老年人接受现实，更是考验着每一个家庭的智慧。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退伍军人医疗系统的老年病专家理查德·A·马洛托利博士认为，有时候，专业的评估是判断一个人驾驶能力是否合格的最佳方式。这些评估通常由职业治疗师完成，费用大约500美元。如果与创伤性损伤或中风有关，通常可以由医疗保险报销。但马洛托利博士也指出，如果患者被诊断为认知障碍症，这类评估通常不在医保范围内。在某些情况下，老年驾驶员也可以通过参加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等组织提供的公路驾驶培训课程，来提升自己的驾驶技能，或进行技能的温习和巩固。

当家庭成员需要做出让老人停止驾驶的决定时，吉萨斯女士建议，所有家庭成员应尽量达成共识，形成统一战线。如果家庭内部对最佳方案存在分歧，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咨询师可以介入，帮助大家权衡安全与自主权之间的利弊。他们还需要共同商讨如何以最合适的方式，将这个消息告知老年驾驶员。他们可以尝试以充满爱意的口吻，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进行劝说：“我们关心您，现在开车对您来说已经不安全了。”

然而，有时候理性的沟通并不奏效，尤其当老年人因认知障碍症而无法听取意见或根本听不进去时。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可能会尝试一些善意的“谎言”，比如告诉老人车子送去修理了。他们也可能采取更直接的措施，比如取消车险、藏匿车钥匙甚至让车辆无法启动。但这些行为往往会激怒驾驶员，甚至可能损害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此时，社会工作者能够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可以协调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提供送餐服务、居家护理等多种服务，确保老年人不会因此与亲友和社区隔绝，从而缓解他们因失去驾驶能力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帮助他们平稳过渡到新的生活模式。

除了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子女或配偶寻求支持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家庭医生。外媒在199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那些为老年驾驶员能力问题而苦恼的家庭中，超过70%的人认为医生的介入非常有帮助。

在美国加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77岁的圣费尔南多女士，由于短期记忆力丧失和认知障碍症，她的81岁丈夫向医生寻求建议。医生明确表示，她继续开车已不再安全。随后，医生将报告发送给了美国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加州是唯一一个要求医生向县卫生部门报告认知障碍症诊断结果，并由后者转交给车管局的州）。两周后，该女士的驾照被吊销。

收到信件后，她感到非常沮丧和愤怒。她的丈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土木工程师回忆道：“她几乎把信撕碎了，并说她无论如何都要开车。”他试图说服妻子，这个决定是为了她的健康和安全，但妻子却认为这让她成了家中的“囚徒”。尽管丈夫表示愿意“尽一切所能”，但他坦言，照顾妻子并承担所有驾驶任务，正逐渐透支着他的健康。这个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在保障老年人安全与尊重其独立意愿之间，家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老年病专家艾莉森·摩尔博士指出，尽管这位女士的医生依法将报告提交给了州政府，但大多数医生通常不会在患者病历中明确记录认知障碍症的诊断。他们担心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家庭医生也可能担心，如果患者将失去驾驶特权归咎于他们，医患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然而，医生本身并没有权力吊销任何人的驾照，这始终是车管部门的职责。

在美国加州，任何公民都可以向车管部门举报可疑的不安全驾驶员。车管部门可能会对被举报人进行一系列评估，包括视力测试、面试以及实际驾驶测试。该机构正在积极开发新的测试方法，以更好地筛查现有驾驶员，识别那些可能影响驾驶的身体和精神功能下降的情况。车管部门有权吊销驾照，也可以颁发限制性驾照，例如规定驾驶员只能在白天、特定区域内或仅在地面道路上行驶。此外，他们还可能在后续要求驾驶员进行额外的测试。这些措施旨在确保道路安全，同时尽可能地保留老年驾驶员的出行自由。

然而，许多医生也担忧，剥夺患者的驾驶能力，可能会导致他们身心状况不可逆转的衰退。美国耶鲁大学的马洛托利博士引用一项研究指出，停止驾驶的老年人活动量减少，更容易感到抑郁。因此，马洛托利博士强调，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替代方案，并帮助他们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连接，让他们继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收回老年驾驶员的钥匙。一些临时的、过渡性的措施，可以在确保他们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他们的尊严和出行能力。专家们认为，如果这些措施是老年人自愿采纳的，并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许多老年人也会主动限制自己的驾驶范围，只在他们感到更安全的情况下才开车。

家住美国好莱坞北部的艾斯特·乔菲女士，今年90岁，自85岁以后便不再夜间驾车。她说：“我晚上不开车，因为我对自己的视力不够自信，尽管体检结果还算可以。”乔菲女士虽然成功接受了白内障手术，但仍坚持只在白天驾车。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谨慎是更好的选择。”

乔菲女士希望能够“活多久就开多久”，她现在依然驾车前往瑜伽课、医生诊所和超市，并且会主动避开高速公路。她和一位朋友轮流开车去当地电影院，而对于更远的行程，她们有时会选择乘坐公交车或地铁。她深有感触地说：“有车在手，你就会有一种解放和独立的感觉。你想什么时候走、想去哪里，都能自由掌控，这真的很重要。”乔菲女士的故事，正是我们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生动缩影，它告诉我们，通过智慧的选择和社会的配套支持，老年人依然可以拥有精彩而有尊严的生活。
驾驶技能下降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