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关税调整与贸易冲突导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约风险激增。面对突发性高关税，外贸企业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自救？本文从实务角度梳理关键问题，为企业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一、关税承担主体的判定逻辑

国际贸易术语（INCOTERMS 2020）是划分关税责任的核心依据。在11种贸易术语中，仅DDP条款由卖方承担进口关税，其余条款（如FOB、CIF等）均由买方承担。这意味着：

• 90%以上场景：进口商需自行消化关税成本
• 例外情形：合同明确约定关税分担规则时，以合同条款优先

实务提示：企业签订合同时需明确贸易术语版本（如2020版），避免因版本差异引发争议。

二、中国法下的两大救济路径对比

1. 不可抗力免责机制

• 适用条件：需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
• 司法实践：法院倾向认为加征关税属于可预见的商业风险，不构成不可抗力
• 典型案例：(2019)川0193民初10989号案中，法院认定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征关税属正常商业风险

2. 情势变更原则

• 突破点：需证明关税增幅导致合同基础条件重大变化
• 三要素检验：
  • 合同订立后发生非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 变化超出合理预见范围
  • 继续履行显失公平
• 举证关键：提供关税增幅与利润率变化的量化对比证据

对比维度：

三、跨国法律工具的灵活运用

1. CISG第七十九条
主张“履行障碍”需证明：

• 加征关税在缔约时不可预见
• 超出合理控制范围
• 导致履行成本不可承受

2.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明确区分：

• 不可抗力：免除违约责任
• 艰难情形：允许重新谈判合同条款

3. 英美法系合约受阻原则
需满足：

• 合同目的彻底落空
• 超出缔约时合理预期
• 风险未约定分配（如Force Majeure条款）

四、企业应对四步法

1. 合同审查：立即核查贸易术语版本及风险分配条款
2. 证据固化：收集政策文件、成本核算表、沟通记录
3. 协商机制：依据《民法典》533条启动再谈判程序
4. 争议预判：评估管辖法院对“商业风险”的认定倾向

五、典型案例启示

• 正向参考：某钢铁进口商通过证明关税增幅达成本40%，成功援引情势变更调整价格条款
• 反面教材：某农产品进口商因未约定DDP条款，承担25%关税损失
• 程序要点：协商请求需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情势变更后90日内提出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企业需建立动态风险评估机制，在合同设计阶段嵌入弹性条款（如价格调整公式、二次谈判触发条件），方能在政策变动中掌握主动权。法律救济手段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企业对规则的理解深度与证据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