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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电商的舞台上，一股来自东方的旋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而来。这股旋风，正是由Temu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所引领的。它们的快速崛起，不仅展现了中国供应链的强大韧性与创新活力，也巧妙地“借用”了美国市场一项名为“最低限度条款”（de minimis provision）的关税政策。

这项条款，简单来说，就是对那些直接邮寄给个人买家的包裹，只要价值低于800美元，便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乍听之下，这似乎只是一个寻常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然而，它在无形中却成为了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在美市场攻城略地的“秘密武器”。

新媒网跨境获悉，美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通过这一“最低限度条款”进入美国的包裹数量高达惊人的10亿个，这一数字是疫情爆发前2019年的两倍。在这海量的包裹洪流中，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源自Temu和SHEIN两大平台。考虑到这两家中国电商巨头如今依旧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个比例在当下恐怕只会有增无减。

正是在这项条款的“掩护”之下，Temu和SHEIN原本就突出的高性价比优势被进一步放大，使得它们的商品在美国消费者面前更具吸引力。然而，这种近乎“无声无息”的市场渗透，很快便引起了美国本土企业和部分政界人士的警觉。

早在2022年，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厄尔·布鲁门瑙尔（来自美国俄勒冈州）就公开表示，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最低限度条款”进行“不公平竞争”。到了去年，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更是主导了一份专项报告，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应该完全取消关税豁免”。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纺织组织委员会主席金·格拉斯也对此深感忧虑，她将这项政策中的“巨大漏洞”形容为“一场正在失控的野火”。

然而，令人玩味的是，这场看似延烧全美的“野火”，追根溯源，竟是美国人自己亲手点燃的。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呢？

前人栽树：亚马逊的“推手”与奥巴马政府的“礼物”

要理解“800美元条款”的由来，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回到2015年2月。彼时，在位的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签署的《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法法案》，正是将“最低限度条款”的免税限额从过去的200美元，大幅提高到了800美元的关键之举。

奥巴马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初衷，是相当明确且务实的。一方面，他们希望美国海关能够将有限的征税成本和行政资源，集中到那些价值更高、数量更大的大宗商品上，以此为美国财政部带来更为可观的关税收入，提升海关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项政策旨在大力促进美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在当时的美国电商市场，亚马逊无疑是当仁不让的霸主，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促进电商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约等于直接促进亚马逊的蓬勃壮大。新媒网跨境了解到，这项政策的幕后，最大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正是亚马逊这家电商巨头。

当时，亚马逊正雄心勃勃地在全球范围内引入第三方卖家，特别是积极吸引中国卖家入驻其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从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市场，一个更为便捷高效的跨境物流和清关体系成为了亚马逊实现其“飞轮理论”的关键一环。

2015年，亚马逊市场前高级副总裁塞巴斯蒂安·冈宁汉姆（来自美国）在一封写给其他高管的内部邮件中，清晰地勾勒出了这种战略愿景：“中国的工厂在过去20年里一直为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制造产品，现在他们意识到有机会无需中间商，直接向全世界销售……而我们（亚马逊）正是提供这种‘媒介’和‘通道’的角色。” 这段话，精准地预见到了中国制造业与全球电商融合的巨大潜力。

在“800美元条款”上调之前，早期的亚马逊海外卖家，特别是刚刚起步的中国商家，由于对海外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尚不熟悉，为了规避库存风险、加快资金回笼，往往会选择风险小、回款快的“小包直邮”模式来完成商品的履约交付。而“最低限度条款”限额的适时大幅上调，恰如一场“及时雨”，使得通过这种模式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迅速拥有了显著的低价优势。

这种低价策略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数量庞大的美国消费者，进而又吸引了更多跃跃欲试的全球卖家，特别是中国卖家，争相涌入亚马逊平台。贝索斯先生著名的“飞轮理论”由此加速转动，亚马逊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庞大和活跃。

数据显示，十年前，在亚马逊平台上销售的中国商家还不到1万5千家，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超过了100万，增长了近百倍。伴随着卖家数量和商品品类的爆发式增长，亚马逊的营收也一路狂飙。2014年，亚马逊的净销售收入尚不及890亿美元；仅仅四年之后，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至2329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与之同步的，是亚马逊市值的一路飙涨，在2018年9月，它成功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家实现万亿美元市值的商业公司，其市场影响力可见一斑。

作为“800美元条款”的直接且最大的受益者，亚马逊不仅在政策诞生之初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角色，为了确保这项对其业务至关重要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它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努力。

从2012年到2017年，亚马逊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游说支出翻了五倍之多，显示出其在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巨大投入。到了2018年，亚马逊在所有科技公司中，不仅拥有规模最大的华盛顿游说办公室，其团队中甚至还囊括了四名前国会议员，将政商界之间著名的“旋转门”效应运用得炉火纯青，游说实力可见一斑。据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本人，一年之内前往华盛顿的次数竟多达十次，其出现频率甚至比在亚马逊总部西雅图还要高，足以见得他对政策游说工作的重视程度。

有大量的证据支持亚马逊与奥巴马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贝索斯一直是奥巴马私人基金会的重要出资人之一，提供了巨额捐款。2016年，贝索斯斥资2300万美元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卡洛拉马区购下了一处豪宅，巧合的是，后来奥巴马夫妇离开白宫后，也选择了搬到这个社区居住。在任期内，奥巴马也曾亲自造访亚马逊的仓库，对这家公司不吝溢美之词。到了2021年，贝索斯又向奥巴马的私人基金会捐赠了1亿美元。这些举动无疑都体现了亚马逊在维系其商业利益与政策环境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然而，谁又能想到，亚马逊当年用尽浑身解数，为自己业务发展深挖的“护城河”，无意之间却也为后来者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美国市场的“后门”。

后人乘凉：中国电商的“弯道超车”

时光进入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商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中国跨境电商的崛起按下了“加速键”。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小单快返”模式著称的时尚女装独立站SHEIN，迅速抓住机遇，实现了GMV（商品交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成为行业内的一匹黑马。紧接着，到了2022年，另一个新兴力量——Temu，依靠其极致的性价比优势，在美国市场一炮而红，迅速成为现象级平台。

这两家中国跨境电商巨头，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与早期亚马逊卖家相似的“小包直邮”模式。它们的商品品类主要集中在服装、配饰以及各种轻小件商品上，单个订单的客单价普遍不高：SHEIN的客单价平均约为80美元，而Temu的平均客单价更是通常不超过50美元。这些客单价，都远低于800美元的关税起征门槛。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跨境电商的“船队”浩浩荡荡地驶过了亚马逊当年精心筑起的“护城河”，巧妙地利用了“最低限度条款”所提供的免税便利，让商品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直达美国消费者手中。

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同行们开始享受“800美元条款”带来的红利之时，亚马逊却主动选择脱离了这项政策的直接庇护。2018年，亚马逊开始大力发展并推广其FBA（Fulfillment by Amazon）模式。

与“小包直邮”截然不同的是，FBA模式要求卖家首先将货物大批量地运送至亚马逊在美国本土的仓库。此后，从商品的销售、客服咨询、仓储管理、本地配送，乃至最终的售后服务，都由亚马逊一体化负责。卖家由此实现了“本土发货”，大大缩短了物流时效。这一模式最大的变化在于，商品是集中运输和入仓，需要进行正常的报关纳税，不再享受“最低限度条款”的免税优惠。

虽然FBA模式无疑提高了卖家的订单成本，但对于亚马逊自身而言，转向FBA却带来了两个显而易见的巨大收益：

首先，从卖家手中获得更多收入。由于仓储、配送和售后等一系列服务全部由亚马逊完成，其收取的平台费用和广告费用自然“水涨船高”。为了鼓励卖家使用FBA服务，亚马逊还会为其提供更高的搜索排名和流量倾斜，这对于卖家来说是巨大的诱惑。出于对更快发货时效的需求以及对亚马逊算法的“敬畏”，目前已有高达89%的卖家采用了FBA服务。根据研究机构ILSR的数据，2019年，亚马逊通过平台费用和广告收入，从卖家身上赚取了600亿美元；仅仅两年后，这个数字就已翻倍，达到了1210亿美元，相当于卖家总收入的34%。换句话说，卖家每销售100美元的货物，就有34美元以各种平台费用的形式交给了亚马逊，这笔“平台税”不可谓不高。

其次，大幅提升履约服务质量。在持续多年的巨额资本开支投入之后，亚马逊如今已经构建起了一个遍布全美的庞大物流网络，拥有102个仓储中心，并建立了独立的配送体系。这使得它能够轻松实现1至2日达，甚至在部分地区可以做到当日达。这种超高的物流效率和便捷的服务体验，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用户黏性，进一步巩固了亚马逊在美国电商市场的霸主地位，将竞争者远远甩在身后。到2022年，亚马逊独占美国电商市场高达37%的份额，而其最大的竞争者沃尔玛，市占率不过6%。

然而，亚马逊自己或许也未曾料到，当年它为了自身发展所留下的“后门”，如今却让中国的同行们成功地“抄了后路”，并且势头凶猛。

尽管Temu和SHEIN的商品发货周期，相比亚马逊FBA的“次日达”而言，动辄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但3美元的连衣裙、8美元的蓝牙耳机，这种极致的性价比，还是让美国消费者们直呼“真香”，迅速用真金白银投出了他们的支持票。

到2023年12月，Temu的独立访客数量已经达到了4.67亿，这一数字仅次于亚马逊，位居全球第二，足以说明其强大的用户吸引力。在外媒《福布斯》的一篇报道中，一名原本对Temu一无所知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农村地区的邮递员，如今每天至少要派送20个Temu的包裹，从一个侧面印证了Temu在美国市场的渗透速度。美国哈佛商学院营销学教授约翰·戴顿（来自美国）更是直言：“亚马逊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竞争。”

回过神来的美国朝野，终于开始对这种局面作出反应。曾于2016年举双手投票支持“800美元条款”的民主党众议员厄尔·布鲁门瑙尔，现在已经转变立场，提出了新的立法建议，目标是将中国商品排除出该条款的适用范围，这种“打自己脸”的速度，比谁都来得狠。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即便美国政府真的降低甚至完全取消这项条款，很可能也无法真正阻挡Temu和SHEIN继续扩张的脚步。

未雨绸缪：中国电商的深层竞争力

新媒网跨境认为，深入剖析，我们会发现，“800美元条款”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跨境电商的初期增长，但它始终不是其核心推动力。伴随着Temu和SHEIN的持续高速增长，这项条款的助推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限。

根据外媒《福布斯》报道中引用的数据，即便以服装品类12.5%的关税计算，Temu在被征税之后，其商品价格相比亚马逊同类商品，仍能保持近六折的巨大优势。这样的价格差距，足以让精明的消费者们为之心动，并最终选择用脚投票。

更具说服力的是，在亚马逊深耕多年、且各国海关对关税征收非常擅长的欧洲市场，Temu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市场研究平台Appinio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23年下半年，就已经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德国人成为了Temu的用户——这仅仅是Temu在入驻德国市场9个月内就取得的惊人成绩，充分证明了其商业模式的普适性和强大竞争力，而非仅仅依赖于某个特定政策的便利。

那么，中国跨境电商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呢？关键在于它们对供应链的极致优化和成本控制。

以Temu为例，在其“全托管模式”的语境下，平台直接对接了大量的中国工厂卖家，通过裁切中间环节，大幅压缩了传统贸易中的多层分销成本，从而实现了商品价格的显著下降。而SHEIN同样链接了大量成衣工厂，甚至将触角深入到了材料供应环节，构建了高度柔性且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并控制成本。

相比之下，亚马逊平台上的许多卖家，仍以贸易中间商为主，这无形中增加了商品流通的环节和成本。此外，亚马逊卖家不仅要支出高额的平台服务费和广告费，还需要预留出货物运抵海外仓库但未能顺利售出的损耗成本。因此，亚马逊平台上商品的加价率通常高达数倍，这使得其在价格战中处于劣势。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成本控制方面，中国跨境电商巨头们还有不少可以灵活调配的优化空间。例如，Temu目前主要的干线运输，多以成本相对高昂的空运方式完成。然而，有消息称Temu正在积极探索通过快船海运进行越洋运输的可行性。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成功实施，将有望在现有基础上再降低30%至60%的物流成本，这无疑将进一步增强Temu的价格竞争力。同时，过去因空运成本过高而难以涉足的大件家居等高客单价商品，也将得以通过船运顺利登陆Temu平台，为其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上一层楼的盈利能力。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800美元条款”与其说是决定市场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不如说它更像是华盛顿政客们在炒作中国话题时手中的一个“筹码”。2023年，美国国会中三个与中国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中，就有两个将目光聚焦到了“最低限度条款”所谓的“漏洞”上，并先后在4月和6月，针对Temu和SHEIN利用该“漏洞”免税一事发出了警告。

然而，略显“打脸”的是，面对来自华盛顿的压力，Temu却大大方方地对外媒表示，自己支持对“最低限度条款”进行调整，前提是这种调整必须是公平的，并且符合消费者的利益。而SHEIN的执行主席唐纳德·唐（来自美国）在去年7月的一封致信中，甚至直接呼吁“彻底改变”最低限度规则，这种底气十足的回应，无疑对指责者们带有着极强的“侮辱性”，显示了中国电商企业在应对国际政策压力时的自信和从容。

在全球扩张的战略布局中，Temu的视野早已超越了单一的美国市场。在2023年，Temu几乎完成了对所有欧洲国家的市场开设。在当时库容受限的背景下，Temu也展现出其灵活的策略，优先将货物供应投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市场。最终，欧洲市场占据了Temu总份额的40%，甚至超过了美国市场的37%。这清晰地表明，对于中国跨境电商企业而言，这颗地球仍然拥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供它们“闪转腾挪”，开拓更为多元和辽阔的蓝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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