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合同履约困境下的法律应对策略
近期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关税调整与贸易冲突频发，导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约风险陡增。面对突发高关税引发的合同履行难题，企业需从法律规则与合同设计入手，寻求有效的自力救济路径。

一、关税承担主体的判定逻辑

贸易术语的核心作用
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贸易术语直接决定了进口关税的承担主体。《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20》明确：

• DDP术语：卖方需承担进口清关义务及关税，其余10种术语（如FOB、CIF等）均默认由买方承担进口关税。
• 例外情形：若合同明确约定关税承担方式与贸易术语不同，则以合同条款为准。

这一规则为企业划定了责任边界，但实践中需警惕“隐性成本转嫁”。例如，卖方可能通过提高货价间接分摊关税压力，买方需在谈判中提前预判。

二、不可抗力的适用争议

中国法下的“三不能”标准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不可抗力需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三要素。针对突发高关税：

• 不能避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企业无法规避。
• 不能克服：争议焦点在于“成本增加是否等于履行不能”。多数判例（如（2019）川0193民初10989号案）认为，关税调整仅压缩利润空间，属于商业风险，不构成履行障碍。
• 不能预见：在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背景下，法院倾向于认定企业应对政策变动具备一定预见能力。

实务建议：在合同中明确将关税调整纳入不可抗力条款，或设置弹性价格机制（如滑动关税条款），以降低争议风险。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突破可能

“显失公平”的认定门槛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情势变更需满足“合同基础重大变化”“不可预见性”“继续履行显失公平”三要件。关键判例如：

• （2023）内02民终1704号案：15%关税加征未被视为“重大变化”，因仅影响部分产品。
• （2021）粤1971民初12896号案：法院强调关税风险属于国际贸易常规商业考量范畴。

适用条件：若关税增幅显著（如34%以上），导致进口商成本剧增且无法通过商业手段转嫁，则存在援引情势变更的空间。但需结合合同签订时间、行业特性等综合论证“不可预见性”。

四、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差异化选择

企业需根据履约受阻程度选择路径：若完全无法交货，主张不可抗力；若成本激增但可部分履行，则尝试协商适用情势变更。

五、国际法框架下的替代方案

1. CISG第七十九条的免责空间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允许当事人因“不能控制的障碍”免责，但需证明：

• 加征关税在订约时无法预见；
• 障碍后果无法避免或克服。

实践难点：在贸易摩擦背景下，“不可预见性”举证难度较高，需结合具体时间节点（如合同签订早于政策公布）强化主张。

2. 英美法系的合约受阻原则
普通法下，合约受阻（Frustration of Contract）标准严苛，通常要求合同义务发生根本性改变。单纯成本增加难以满足条件，但极端情况下（如关税导致履约经济价值归零），存在适用可能性。

六、企业应对策略全景图

1. 合同设计前置化：在条款中嵌入关税风险分配机制，明确调整触发条件与责任比例。
2. 争议解决多元化：优先通过协商、调解等柔性方式分摊损失，避免诉讼成本激增。
3. 证据留痕系统化：保留政策文件、成本核算记录、沟通函件等，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主张提供支撑。
4. 合规审查动态化：建立贸易政策追踪机制，及时评估供应链风险并调整履约策略。

结语
突发高关税虽对国际贸易构成挑战，但亦倒逼企业提升合同风险管理能力。通过精准识别法律工具、优化条款设计、强化证据链管理，企业可在动荡环境中构筑更具韧性的履约防线。